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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歲的婦女走出門來，只見她滿面汙垢，披頭散髮，上身的棉襖已經黑的發出亮光，下身的破棉褲掛滿了“燈籠花”，赤著腳趿拉著一雙破鞋，面容憔悴，毫無表情。我問她：“村幹部家在哪裡？”她似懂非懂地搖搖頭。接著我又問了一聲：“支書楊慶吉家在哪兒？”她又嗚嚕嗚嚕地不知說了句什麼，我也沒聽懂。最後她向西指了指，意思是要我到西邊去找。就這樣，我好不容易才算找到了村支部書記楊慶吉。
楊慶吉向我如實反映了這個村的嚴重災情。他說；災難的最主要的原因是1958年修了引黃灌溉工程後，渠高田低水放進來，排不出去，蒸發下滲之後，留下大量鹽鹼，使土地鹽鹼化。全村600多畝耕地，有500多畝已經鹽鹼化，逮不住苗，現在只有100多畝可種。連續幾年來農業歉收，糧食嚴重減產，生活十分困難。全村原有168人，一年多的時間死去20多人，50多人外逃不知去向。
現在死亡還沒有停止，入冬以來在急劇增加。全村現有危重病號50多人，婦女全部閉經，兩年來沒生一個孩子。我問：到現在究竟全村死了多少人，外逃多少人，還剩多少人？楊慶吉掰著手指頭數了幾遍，也數不出個準確的數字來。後來我瞭解到，這並非他有意的，而是這些數字統計起來確實有困難。有的家裡人明明死了人也瞞著不報，目的是為了讓活人吃死人的口糧；外逃的人數更是弄不大清楚，外逃找飯吃，口糧省下來可以給留在家裡的人吃。這些似乎成了一條群眾的自救途徑。
按照縣四級幹部會議精神，到災區的首要任務是保人，於是搶救皂戶楊村50多名危重病人就成了我的中心任務，我進村後逐戶進行訪問，逐個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
社員楊俊明20多歲，是個憨厚老實的莊稼漢，全家3口人，兩口子和一個孩子。勞力強，人口少，按說應該是個生活不成問題的家庭，但事實上他們不僅成了貧困戶，而且全家3口人竟然全是病號。楊俊明由於長時間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看上去好像長得胖胖的，但是臉上、腿上、胳膊上，凡是有肉的地方，手指一摁就是一個坑，好久好久彈不起來。他的妻子很年輕，但病情很重，已由浮腫轉為乾瘦，而且還患了子宮脫垂病。他3歲的孩子大腦袋、大眼睛、小細脖，一直躺在炕上不起來。我開啟被子一看好嚇人，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在胸前隆起，好像是塊搓衣板。往下一摸連屎帶尿一被窩，臭氣燻人。同不久前我在西馬村看到的房東那個孩子幾乎完全一樣。會計告訴我說，本來他們是個溫暖、和睦的家庭，可是從去年以來，由於吃不飽飯，家庭內部矛盾越來越大。男的說定量不夠吃，吃不飽飯；女的說男的不按定量吃，吃了她和孩子的口糧。全家一個月的定量吃不到20天就沒有了，剩下十來天沒的吃，餓肚皮，日子難熬！從去年冬天以來，他們就分家了，他妻子帶著孩子過，各吃各的定量。吃食堂時，糧食（窩頭票）按每人定量發到個人；食堂解散了以後，按每個人定量每個月發放一次。口糧他們雙方各領各的份，分著做，分著吃，不夠自己想辦法。據說這樣做可以解決“寅吃卯糧”、飢飽不均的問題，可以細水長流，不至於斷炊，於是似乎這成了一條經驗。儘管這個30多戶人家的小村，每戶平均現有人口不到3人，像楊俊明這樣明著、暗著分開吃飯的，約有十來戶。這些都是因為口糧不夠吃出現的問題，這是我過去沒想到的。楊俊明的妻子已經從浮腫轉為乾瘦，不僅沒有力量照顧孩子，自己行動也困難了，看樣子這母子情況很危險。縣裡四級幹部會議決定拿出一點救濟糧，救濟特困戶。為了使這點兒有限的救濟糧充分發揮作用，把其中一部分發到公社、大隊，成立療養院，專門接收那些不能自理或無人照顧的危重病人，集中治療。於是我給楊俊明的妻子和孩子開了封介紹信，按規定把她們娘倆送到大隊療養院。
我逐戶走訪了皂楊村的每一戶人家，並對危重病人立即採取措施。類似楊家情況的還有馬先珍母子也是危重病人，也送到大隊療養院。對楊慶中、孫白榮、瞎子楊等一些自己還能夠勉強自理生活的重病號，我把補助糧和代食品送到每家，口糧不足6兩的一律給補足6兩，口糧每天平均已經達到6兩、但生活仍有困難的，酌情給補助一些棉籽餅、地瓜蔓等代食品。春節前每人還補助2斤麵粉，讓春節時家家都吃上餃子。群眾非常高興，非常歡迎我們，他們說感謝黨中央、感謝毛主席！
經過10多天的逐戶訪問救災，情況好多了，春節期間沒有死人。但是，這次上邊給的救濟糧和代食品已經全部用完。春節過後未來的兩三個月內，將是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