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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國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地區農業遭災歉收’的同時，明確指出‘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必須堅決反對，徹底糾正。’並針對當前農村中迫切需要解決的政策問題，作出十二條具體規定。”……
筆者居處徐州地區與魯皖兩省很近的地方，當年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了大躍進及其以後農村經濟、農民生活的慘狀，但是出於對黨中央毛主席的無限信賴，一直隨聲附和地跟著認為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可是，那種違心的認為卻一直使我困惑：我們共產黨人是真誠坦率的，是對人民負責任的，明明是自己錯了，為什麼要說假話呢？把人禍說成是天災，顯然是不公道的。但一個普通黨員，不敢說，說了又有什麼用呢？這在我心裡一直彆扭了幾十年。
晚年了，看書、上網是我的嗜好。在我開啟張廣友編著的《抹不掉的記憶》一書，認真閱讀後，心情立即回到那艱辛的歲月，沉痛、傷心、悲憤、困惑後又豁然開朗起來——終於有人敢講真話了！這麼多年來，我總以為，這段歷史將永遠埋入黃土，因為在能看到的所有檔案資料中，除了一大堆“形勢一片大好”、“空前大好”等等官話、空話、假話、套話以外，幾乎沒有見過如此真實的揭示披露當年真相的文章，共產黨人不去認真總結這段歷史，將何以面對未來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不用說80後、90後的年輕人不信這段歷史，就是70後的壯年人也是似懂非懂的懷疑這段歷史。哪怕那些60後或者年齡再大一些的上歲數人很少或者閉口不談這段歷史。害怕說出了歷史真實就會捅傷政治敏感處，招來橫禍！
為了讓後代看到並牢記這段歷史，我將《抹不掉的記憶》一書中的有關段落抄錄於後——我相信文章的真實性。除了我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外，我相信作者張廣友的真誠。張廣友先生先後任農民日報、新華社記者，曾先後在安徽、河南、河北、山東等地調查災情。1960年10月被中央抽調隨隊到山東淄博災區與當地農民“三同”，親身經歷和目睹了現狀。這本書是他當年日記整理出來又是在他身患絕症後發表出來的，內容樸實，真實感人。書中關於災區的記載是這樣的：
萬戶蕭疏人似鬼
他們說：“哪裡還有狗，有狗人們怎能不把它先吃了，還能等到它吃人？”
西馬虎、皂戶楊、朱老虎，是1960年冬天我到重災區山東省惠民縣農村後蹲過點的三個村子。當時我在這三個村的主要任務是瞭解災情，救災“保人”。我在這三個村住的時間比較長，情況瞭解的比較細，並且當即作了筆記，下面是部分筆記摘抄。
全省五級幹部大會在濟南開了整整一個星期，12月25日才結束。我們離開北京已經一個多星期了，大家心裡都很著急，想盡快到災區第一線，到受災的群眾中去。會議一結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離開濟南，中午就到達當時淄博地委所在地張店。在地委招待所用過午餐，下午3時乘大卡車北行，從張店去北鎮（當時惠民縣委所在地）。離開了張店，很快就進入黃河下游沖積平原。這裡地廣人稀，空曠的原野上目無遮擋，一望無際，到處是一片片白茫茫的鹽鹼灘地。一路上人煙稀少，偶爾看到幾個推著獨輪車的農民在運輸瓜蔓。時過冬至，夜長晝短，下午5點鐘一輪紅日就已經落入地平線，茫茫田野，雲霧瀰漫，四處無聲，死一般的寂靜。這令人感到難以言喻的淒涼晚景，很快給人一種到了災區的感覺。晚7時，擺渡過河，到了北鎮。從張店到北鎮，說是160華里，車行了3個小時。
北鎮是黃河岸邊的一個新興小城鎮，原屬濱縣。大躍進時搞“一大二公”，什麼都是越大越公越好，於是就把惠民地區和淄博地區合在一起了，地區所在地設在張店。與此同時，也把惠民縣和濱縣合在一起，北鎮就成了惠民縣委所在地。在此之前惠民地區所在地是在北鎮，惠民縣委所在地在惠城。此後不久，又恢復原來的地、縣建制，北鎮仍為惠民地區所在地，而惠城仍為惠民縣委所在地。
北鎮招待所是一排排紅色磚瓦平房，看來是新蓋不久，似乎沒有住過人。屋子裡空曠潮溼，沒有生火，冷得很，凍得我一夜沒怎麼睡著，當了一夜“團長”，早上早早就起來了。這裡每天兩頓飯。早飯9點，每人兩個地瓜面窩頭，白開水就鹹菜；晚飯下午3點，也是地瓜面窩頭就鹹菜。在北鎮招待所住了兩天，頓頓如此。地瓜面窩頭北京沒有，過去是很少吃到的，黑中發褐，很瓷實，硬的像塊磚頭，表面有些光亮。剛吃時，咬到嘴裡有一股湯藥味，難以下嚥。頭一頓吃不下去，後來就不夠吃。雖然吃下去胃不好受，但沒得吃只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