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第16部分 (第2/4頁)

地，多麼好啊！

既講調整，又講鬥爭，在困苦中走進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1962年，由周恩來主持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進入關鍵的年份，這個時候，搞調整的人們基本已經能夠做到“情況明、決心大、辦法對”了。

然而，從這年的秋天開始，調整工作和經濟工作的主線下面，卻被人為埋下了一條“鬥爭”的附線。一個後來為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口號，逐漸充斥人們的耳膜和腦海。發展到極點時，它成為中國領導人治國的總綱領：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這一口號，源於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一句名言：“階級鬥爭問題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

毛澤東的這句名言，後來被人演化成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八屆十中全會，是繼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確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國民經濟方針以來黨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預定的會議。九中全會以後，全黨按照八字方針的思路將工作的重心放在了調整國民經濟上面。從九中全會到十中全會，僅僅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形勢又有了不同尋常的變化。黨內尤其是處在經濟工作第一線的周恩來等人沒有預料到的是，正當以調整國民經濟、度過嚴重困難為主線的經濟工作全面開展的時候，毛澤東卻為黨的工作鋪設了一條“階級鬥爭”的附線。

重提階級鬥爭問題的想法，毛澤東由來已久……

往遠了講，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時候，對其中階級鬥爭的學說印象極深。階級鬥爭的觀點，在戰爭年代，對毛澤東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起了重要的作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種客觀的現實擺在人們面前——雖然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改變，但是在大規模地開展建設的過程中，國際和國內的各種複雜矛盾及其對抗因素並不令人樂觀。

往近了說，自“大躍進”以來，經過天災和人禍的衝擊，許多人把對現實的不滿和怨氣發洩到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上。在這同時，也有一些國內國際的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隨時都在伺機向人民政權進攻。無論人們是否願意正視階級鬥爭問題，這一現實隨時都在提醒黨的領導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正當大幅度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時候，我國面臨的是一個很不平靜的國際國內形勢……

1962年前後，臺灣海峽的局勢動盪不安。一些西方大國染指臺灣之心不死，在國際上不斷地宣揚“###”、“一個半中國”、“###”和“國際託管”等論調。引起中共領導層的高度警覺。

美國等超級大國的勢力所到之處更不安靜。美國繼續在南越進行戰爭冒險的計劃；而日本恢復軍國主義的苗頭也不容忽視……

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日益嚴重的國際局勢，是不會漠不關心的。

1962年，我國的一些邊界地區局勢很不平靜。

中蘇邊境。4月中旬，在蘇聯透過其領事館的長期策動、誘騙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城、裕民、霍城三縣居民6萬餘人逃往蘇聯。為加強新疆的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派賽福鼎回新疆。4月30日，就新疆邊民外逃一事，周恩來還約賽福鼎談話，他說：新疆當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發生了，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在邊民外逃問題上，有外因，也有內因，在內因方面，幾年來我們工作中沒有照顧好民族特點、宗教特點和當地的經濟特點；外逃問題給我們敲起了警鐘，內部問題和各方面工作一定要搞好。

不久，廣東群眾偷渡出境的情況也十分嚴重，不僅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而且美蔣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造謠汙衊，揚言要聯合國出面處理所謂“中國難民問題”。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以後，立即電令廣東省委追查此事，並要求立即採取有效措施阻止這一事態。

。　想看書來

“躍進”年代（9）

1962年夏天，中印邊境更不平靜。

自1954年周恩來首次倡導在中印兩國關係問題上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來，中印邊界的和平共處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1959年8月，侵入中國朗久的印軍對中國邊防部隊無端開火，挑起整個中印邊界上的第一次武裝衝突事件。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周恩來於1960年專門訪問印度，商談和平解決兩國邊界爭端的問題。至1962年上半年，中國方面透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努力一直在進行。周恩來為此花費了很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