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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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在毛澤東的直接迫問下，周恩來只好答覆：“我寫不出來。”

毛澤東繼續往下說：“老柯這篇文章把我們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佔全國五分之一，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

毛澤東以揚柯慶施來貶周恩來，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來已經察覺。

與毛澤東相呼應，康生、柯慶施等人在會上也大批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

參加會議的薄一波後來這樣回憶：

這次會議，毛主席對總理批評得很厲害。毛主席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會上，康生是得彩的，柯慶施、李井泉是很積極了，對總理的批評其態度很是使人難堪的。

會議整整開了十幾天，大會小會，非常緊張。

既然是“方針性錯誤”，是與右派“只剩了50米”的錯誤，周恩來只得當面向毛澤東和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們作檢討。為準備檢討，周恩來從到達南寧的那天起，幾乎天天約請參加會議的有關人員談話。

薄一波看出來，周恩來的思想並沒有真正轉過彎來，但組織原則驅使他不得不作檢討。薄一波後來回憶：

周總理不得不在這次會議上自我檢討，我說這個檢討呢，叫做不得不檢討，應該打上括號。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來在會議上開始作檢討性的發言。

在他的檢討中，總的精神是不得不認錯，把毛澤東所說的反冒進這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

周恩來認為：這個“錯誤”的產生，是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變革後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現出畏縮，常常只看見物看不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

一些主張反冒進的同志從周恩來的許多話中，聽出了違心的成分。周恩來說：

反冒進的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委員會、四十條、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也減少了一些專案。

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

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他們理解，在會議的緊張氣氛下，周恩來除了這樣做以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主動承擔責任，是他的一貫作風。

在南寧會議上，周恩來能不能進一步抗爭呢？應該說，抗爭是有可能的，但卻不是最好的辦法。因為在方針性的問題上，公開暴露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甚至在毛澤東思路明朗化的情況下，與毛澤東頂著幹，效果肯定會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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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進”年代（4）

周恩來也不是不清楚，如果遷就毛澤東的思路，必然會助長南寧會議的反“反冒進”之風，以至促進黨內急躁冒進思想的進一步膨脹。但是，由於黨處在特殊的環境中，組織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1月23日，周恩來返回北京。但換了個環境卻並沒有減少他心中的鬱悶。

南寧會議以後，黨內反冒進的呼聲被壓了下去，實事求是、積極穩妥地搞建設的思路被擱置起來，取而代之的，是全域性性的“左”傾思路，是“大躍進”的建設方針。

當然，在艱難的處境中，周恩來也不是任憑事態的發展而無事可做。

在審改李先念將於2月初向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的《關於1957年國家決算執行情況和1958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草稿）》時，周恩來在原稿“為了在15年內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一句中的“15年”之後，增寫了“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9個字；還在“為了在今後1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中，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8個字。一增一刪，表明了周恩來建設思路中固有的實事求是精神。

南寧會議後，為掀起“大躍進”的高潮，毛澤東並沒有放鬆對反冒進的批評。

2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冒進又一次成為會議的主題。按毛澤東的說法，誰要是再反冒進，誰就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