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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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否可行，五天準備時間是否足夠，是否還需多一二天準備時間，有無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來協助之必要，均請考慮電覆。

周恩來極為理解毛澤東在蘇聯的處境。在談判締結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上，斯大林原先並沒有這方面的打算，他只認為毛澤東去莫斯科就是為他祝壽的；況且蘇聯政府認為在1945年8月14日曾經與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簽過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有一定的約束力，沒有必要再籤。所以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意見一度出現分歧，毛澤東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

此時，毛澤東好不容易使蘇聯領導人同意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事宜趁熱打鐵。周恩來心想，此行前去蘇聯協助毛澤東，宜早不宜遲。

然而，新中國剛剛建立才三個月，黨、政、軍主持工作的主要領導人都要出國，此事非同小可。

為讓國內明白這件事的必要性，毛澤東次日上午再電中共中央，託周恩來等人向有關方面解釋：

恩來同志出國來蘇須在政務院會議正式透過，並報告此行係為談判及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外還應約集政府委員之在京者開一座談會作同樣報告。

在兩次會議上，應指出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上述安排，周恩來一一做到了。

1月9日深夜即1月10日凌晨，周恩來親率中國政府代表團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來帶去的人中，有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中共旅大市委書記歐陽欽，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副部長呂東、貿易部副部長張化東，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賴亞力等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周恩來在領導共和國經濟和貿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經過10天的艱苦行程，周恩來一行於1月20日下午5時抵達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火車站。這是周恩來第一次以新中國總理的身份出訪。亮相的地點，是同樣以“紅色政權”立國的蘇聯首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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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衝樽俎（3）

下火車時，他見到了前來迎接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外交部長維辛斯基、駐華大使羅申等人。

中國東北的寒冷，周恩來早在少年時期就領教過，而莫斯科的嚴寒，則更勝一籌。面對車站站臺上刺骨的寒風，1997年冬天，為紀念週恩來誕辰100週年，筆者參加製作大型文獻紀錄片《周恩來》，曾專程到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火車站拍攝外景，親身感受到了車站站臺上的嚴寒。周恩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

我這次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來到莫斯科，參加鞏固中蘇兩大國邦交的會商。……中蘇兩大國家進一步的友誼與團結，對於世界和遠東的和平進步事業毫無疑義將有重大的意義……

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後，毛澤東的受冷落感和擔心，頓時消失了許多。用駐蘇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的話來說：“周總理來後，即去毛主席住所研究中蘇會談問題。毛主席的住所熱鬧起來。”

周恩來的到來，使中蘇兩國的接觸又呈現出活躍的氣氛。有周恩來在，這時的毛澤東顯得很輕鬆。周恩來也迅速進入他極為擅長的談判角色。

對周恩來的外交才能和談判特長，毛澤東是最為了解的。毛澤東曾多次讚許過：“周恩來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

周恩來不愧為談判能手，談判一開始，他便掌握了談判桌上的主動權。當時的隨團翻譯師哲後來回憶道：

開始，蘇方按周總理說的基本思想和大體內容，寫了一個草案給我方看。周總理看後說：“不對，我說的很多，內容沒有全包括進去，要修改。”當即把王稼祥、陳伯達叫來商量，同時向毛主席作了彙報。毛主席說，我們自己重搞一個吧。

蘇方同意由周恩來起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周恩來不負眾望，經過兩天的會談，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草案。在條約的名稱上，周恩來頗費心思，最後他增加了“互助”兩字。這是周恩來在外交場面上的獨特發揮。有無“互助”兩字，含義是不一樣的。“互助”，表明兩國的關係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互有獨立性；既標明瞭新的歷史意義，又與舊條約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