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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罪名何其嚴重？在他們眼中，賀龍“十惡不赦”。一時間，“造反派”把矛頭對準了賀龍，“打倒賀龍”的口號充斥於耳，賀龍的家也被抄了。
1966年12月24日，周恩來找賀龍談話，鑑於國家體委造反派對賀龍糾纏不休，提議他暫停工作去休息一段時間。
隨後，為保證賀龍不出事，周恩來指示身邊工作人員將賀龍和他的夫人薛明安排接到安全一點的地方居住。
12月25日，賀龍一家剛被安排在釣魚臺裡住下，第二天又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讓他們趕快搬家。原來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也住在釣魚臺，為避開他們，周恩來把賀龍轉移到了北京西郊一個叫“新六所”的地方居住。
有中央文革通風報信，造反派的嗅覺很靈敏，他們很快又知道了賀龍在新六所的住處，便跟蹤到新六所，整天鬧著要揪鬥賀龍。與此同時，造反派還進駐了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
氣憤的賀龍對家人說：“群眾還不知道我呀，我也瞭解群眾。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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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棟樑（8）
薛明主張：“是總理安排我們住在這裡的，要回去，還是告訴一下總理好。”
1967年1月9日，賀龍到西花廳，向周恩來講明情況。
得知情況憤怒了的周恩來安慰賀龍：“你不要去，我頂著。”隨即拿起桌上的電話，接通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嚴厲地對正在那裡的造反派說：
“找你們的頭頭，我是周恩來。……我是總理。你們到賀龍家裡去，呆在那裡，這不好吧？這不像樣子嘛！你們趕快搬出來！有什麼事跟我說，今晚7點鐘，我在大會堂接見你們！”
造反派在周恩來的命令下很快就撤走了。周恩來又對賀龍交代：“你不要去，不管他，不要接他們的電話。”
賀龍的妻子薛明說起這件事時曾感慨道：“當時的天下要沒有總理支撐真還不知道會成什麼樣子呢！”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的衝擊下，周恩來對賀龍的安全更是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他又親自安排賀龍和薛明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的前廳，住進了自己的家中。
薛明後來回憶起在西花廳居住的日子時說：
在西花廳住時，我和賀總親眼見到了總理日夜操勞的情景，他天天夜間出去工作。我和賀總都睡不著。每天黎明前我和賀總都趴在窗臺前，盼著總理早點回來。當時正值隆冬，分外嚴寒，每天天快亮時，才看見總理的汽車緩緩地從外邊開回來。總理太疲乏了！太勞累了！
看到這些，我和賀總心裡難受極了。林彪、“四人幫”一夥對老帥們採取冷攻，對總理是搞熱攻，車輪戰，使他不得休息。
賀總住在西花廳，心情很不安。總覺得總理天天為國家操勞，他卻躲在西花廳休息，很不是滋味。總理工作這麼緊張、勞累，有時還抽時間到我們的住處看一看，每次來後，都對賀總說：“你就安心住著吧。”……
不久，席捲全國的派性鬥爭也滲進了中南海。在江青一夥的挑動下，許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負責人受到了衝擊。中南海牆外“打倒賀龍”廣播聲更是不絕於耳。中南海並不是安全之地，西花廳也非安全之所。
無奈之下，周恩來和李富春一起於1967年1月19日找賀龍談話，他懇切地對賀龍說：“對於你的安全我負責。主席不是也說過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鬧兩派，不安全，連朱老總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麼東西，你告訴我。”
形勢如此險惡，連周恩來的住處都不安全了，賀龍只好與周恩來依依惜別。
分手時，周恩來深情地說：“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裡的事，我頂著。呆一會由楊德中同志送你們，夜間再走。”
周恩來自己都沒有想到，與賀龍這位共同戰鬥了40年的老戰友的這次分別，竟成了永別！
第二天凌晨，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護送，賀龍和薛明搬到了周恩來所找的另一處“安靜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
賀龍“消失”後，林彪、江青一夥並沒有放過他，他們四處打探賀龍夫婦的去向。但有周恩來頂著，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揪鬥賀龍”、“打倒賀龍”的計劃被擱淺。
賀龍一走，周恩來始終惦記著等秋天形勢好一些後去把賀龍接回來，不曾想，196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