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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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仍將是鬥爭和爭奪的焦點之一。

到1967年7、8、9月間，在“全面內戰”中，鐵路交通中斷事故仍頻頻發生。

為控制局勢，周恩來儘管處境艱難，但他果斷決策：要維護軍管的威信，派野戰軍到鐵路兩邊護路；京廣、隴海、津浦、京滬、滬寧、滬杭、浙贛等主要鐵路幹線要分別指定具體部隊包下來。

為此，他給毛澤東寫了報告，提出了詳細的部隊護路部署。得到毛澤東同意後，中共中央於8月10日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作為深謀遠慮的戰略家，周恩來深知自己發揮作用所處的特殊環境和特殊群體。他的力量，不僅來源於廣大有良知的群眾，而且來源於對黨和國家有著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廣大幹部尤其是高階幹部。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在主流與逆流的抗爭中，1967年的“二月抗爭”，在共和國曆史上寫下了重重的一筆……

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後，“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的混亂階段。在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下，葉劍英、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奮不顧身，挺身而出。他們大義凜然，在不同場合、用不同的方式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對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亂黨亂軍的行徑給予憤怒的斥責。

1967年2月中旬，大較量、大搏鬥的第一個回合，達到了高潮。

2月11日下午3時，當時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

像往日一樣，周恩來坐中間，一邊坐著4位軍委副主席、3位國務院副總理和餘秋裡、谷牧，另一邊坐著陳伯達等中央文革成員一夥。很顯然，已經形成兩軍對陣的形勢。

會議剛剛開始，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等幾個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裡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在憤怒中，他們甚至拍案而起。

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首先站起來，以他特有的廣東普通話，氣憤地對坐在對面的陳伯達等人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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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中求治（6）

此言一出，“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面部表情很不自然，他們開始唧唧喳喳。

坐在中間的周恩來對葉帥非常瞭解，從大革命時期他們就開始並肩戰鬥，葉帥總是在關鍵時刻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緊隨葉劍英之後，新任軍委“文革”組長的徐向前也坐不住了，他一想起類似於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那樣的人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徐帥邊拍桌子邊激憤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葉劍英接過話去又質問道：“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

面對紅極一時但在毛澤東主席身邊不幹好事的陳伯達，葉帥幽默地嘲弄他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一場短兵相接的戰鬥，在中南海懷仁堂拉開了序幕。林彪、陳伯達、江青一夥篡黨亂軍的陰謀，已經被老帥們直言戳穿。

然而，激烈的鬥爭才是剛剛開始。

幾天以後的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再次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這次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國務院各口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前來參加碰頭會的譚震林，在門口碰到操縱上海“一月奪權”黑風的張春橋。譚震林心中早就有氣。因為在一些省、市委書記被遊鬥之後，周恩來總理早就下令把各省、市委書記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然而上海的陳丕顯卻遲遲來不了。

譚震林質問張春橋：“陳丕顯同志來了嗎？”

張春橋鐵青著臉，打著官腔應付說：“群眾不答應呵！”

一聽張春橋打著群眾的旗號敷衍，譚震林氣更是不打一處來。他嚴肅地說：“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