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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個人。說起來顧先生還是一九五八年來到王家莊的，都十八年了。剛來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夥子呢。居然是右派。“右派”是什麼樣的一個科技手段呢，王家莊的人弄不清楚了。還是年輕的顧後，也就是後來的顧先生了，他自己解釋清楚的。顧後站在棉花地裡，伸出了他的巴掌，十分耐心地把他的五個手指頭一根一根地合成了拳頭：“地、富、反、壞、右。”而後，又十分耐心地把他的拳頭一根一根地扳回到巴掌：“地，地主。富，富農。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右呢，就是我，右派。”噢——，王家莊的人明白了，原來是個壞東西。還細皮嫩肉的呢。
王家莊的人對顧後最深的印象當然不是細皮嫩肉，而是他的字。自從顧後來到王家莊之後，王家莊到處都是字。是標語。在積極勞動之餘，顧後定期要到大隊部去，提著一個石灰水的水桶，翻一翻《人民日報》，從《人民日報》上挑出七八句話來，看見牆就刷。天地良心，莊稼人是不怎麼關心國家大事的，北京發生了什麼，莊稼人不知道。其實也不想知道。但是，自從有了顧後，好了。“國家”一有了運動，圍牆上的標語就體現出來了。顧後這個人使王家莊和北京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別的就不說吧，就說今年的春天，“反擊右傾翻案風”，那幾個字就是顧後寫的。顧後寫的是魏碑，那個“反”字寫得尤其漂亮。“反”這個字有一個特點，基本上都是由“撇”和“捺”這兩個筆畫構成的，天生就有一股子殺氣，靜悄悄地就呼呼生風了。再加上魏碑霹靂的稜角，像大刀一樣，像利劍一樣，是燒光殺光、片甲不留的氣概。顧後的字寫得實在是好哎。
為什麼要把顧後叫成“顧先生”呢？有原因的。一九六五年，也就是顧後來到王家莊的第七個年頭，王家莊小學的一位女教師回家生孩子去了。經王家莊小學申報，王家莊支書批准，決定了，女教師的課由顧後來代。顧後一得到這個訊息就淚流滿面。這不是代課，是新生。一，黨願意把教書育人這樣光芒四射的任務放在了顧先生的肩膀上，是天降的大任。可見黨對知識分子是並沒有趕盡殺絕，還是愛護的。二，顧先生的改造是自覺的，努力的，刻苦的，顧後自己也渴望能得到一個評判的標準，就是苦於找不到。現在好了，顧後走上了講臺，答案有了，看起來黨對顧後的改造是肯定的。等於是給顧後發放了一張合格證。顧先生失眠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念黨。顧先生擦乾了眼角的淚，肩膀上的擔子沉重了。
這麼多年來顧先生一直在低頭勞動，心無旁騖。他一點都不知道自己對教育事業是多麼地熱愛，現在，知道了。他“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執著，死心眼，瘋狂。一做上教師之後顧先生就有了使不完的力氣，比罱泥、挖墒、挑糞、耕田還要勤力，神經質了，怎麼使也使不完。顧先生平時是不說話的，是一個悶葫蘆。只要能不說，他決不多說一句話，決不多說一個字。現在，換了一個人，換了人間。他是一頭驢，拉起自己的兩片嘴唇就跑，從不松套。他的嘴唇現在就是兩爿磨盤，什麼東西都能磨碎了。他恨不能拿起一隻漏斗，對著孩子們的耳朵，把磨碎了的東西一股腦兒灌到孩子們的耳朵裡去。顧先生教的是複式班。所謂複式班，就是一個班裡有好幾個年級。顧先生先用十五分鐘教一年級的加法，再用十五分鐘教五年級的語文。臨了，再拿出十五分鐘來做機動，把話題扯到課本的外面去，做科普，說理想，談未來，批判並詛咒美國和蘇聯。顧先生還把學生拉到課堂的外面去，藉助於陽光的影子，運用“勾股定理”來測量梧桐樹和苦楝樹的高度。由於顧先生不懈的努力，王家莊的每一棵樹都得出了科學的、準確的身高。當然，顧先生最關心的還是孩子們的思想。這才是重中之重。他要給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但對於社會主義的人，這全部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類經過人的勞動創造了人類，作為自然底向人的生成，所以他關於他經過自己本身的誕生、關於他的發生過程有著直觀的無可反駁的證明。因為人類和自然底實在性，因為人類對人類作為自然底定在和自然對人類作為人類底定在已經實踐地、感性地、直觀地生成了，所以對一個異樣的存在的疑問，對那在自然和人類之上的存在的一個疑問——這個疑問包含著自然和人類底不存在——已經在實踐上成為不可能了。無神論作為這種不存在並且透過這個否定來設定人類底定在；但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再也不需要這樣一個媒介了；它從人類底理論地實踐地感性的意識和從自然作為本質開始。它是人類底積極的不再經過宗教底揚棄來媒介的自己意識，如同那現實的生活是積極的，不再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