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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苗頭，多多少少放心了。看起來自己真是急糊塗了，還在這裡呼天搶地地問自己的女兒，讓女兒怎麼開得了這個口呢。當然要送中堡鎮。翠珍哪，你的前世是怎麼修的？生出了這樣的一個兒子來。你死了一次男將，卻得到了這樣一個兒子，這是佛祖可憐你了。翠珍哪，別怪我老臉皮厚，改天我到你的面前去，我給你跪下，我給你磕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由著他們吧。你發發慈悲，由著他們，啊？
上了船興隆才想起來，生理鹽水和葡萄糖都忘了帶了，一路上要用的。紅旗很積極，搶先說：“我去！”興隆就讓他去了。紅旗笨手笨腳，用他的上衣把生理鹽水和葡萄糖裹在懷裡，跌跌撞撞回到了船上。要是細說起來，生理鹽水和葡萄糖都不是藥，沒什麼用。但是，對於服毒的人來說，意義可就大了。畢竟是十來裡的水路呢。還有一點，作為一個赤腳醫生，興隆懂得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在事態重大的時候，給病人吊上水，對病人和病人周圍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極其重大的安慰。從這個意義上說，吊和不弔完全不一樣了。吊瓶懸掛在那兒，給人以科學、安全、正規、有所寄託、有所展望的印象，是救死扶傷的印象。
端方和興隆在拼了命地搖櫓。紅旗則歪在船艙，仰著頭，望著吊瓶。吊瓶裡有意思了，有氣泡，一串一串的，彷彿魚的呼吸。如果這樣的氣泡出現在池塘，下面必定有魚，是鯉魚，這一點紅旗是可以肯定的，二三斤的樣子。依照紅旗的經驗，肯定不會是鰱魚，鰱魚的嘴巴大，性子急，遠不如鯉魚那樣安定，所以，它的氣泡就不是這樣。紅旗的幾乎已經看到那條鯉魚了，順著氣泡往下找。他的目光經過瓶頸、滴管，最後落實到在了三丫的手臂。原來不是魚。紅旗望著三丫的手，突然想起來了，長這麼大他還沒有吃過藥呢，還沒有打過針呢，更不要說打吊瓶了。打吊瓶，這實在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知道是怎樣的福，紅旗沒享過。是甜的，還是酸的？是辣的，還是鹹的？紅旗一點把握也沒有。紅旗歪在中艙，想著他的狗頭心思，慢慢地，在大太陽的底下睡著了。老實說，興隆不是看在三丫的臉面上，而是卻不過端方的情面才上路的。作為一個醫生，他不好把話說死了，其實，有數得很，三丫不礙事的。她嘔吐出來的氣味在那兒呢。如果不是三丫這樣折騰，這會兒他一定上床了，睡覺了。他只能指望中午的這一覺了。夜裡頭一分鐘也別想睡。這些日子父親的動靜越鬧越大、越鬧越嚇人了。剛剛上完了吊，頭上的傷是好了，可別的動靜又來了。大白天他是蔫著的，沒什麼事。一到了夜裡，嚇人了，他的精神頭來了。拿著一把手電，到處照，到處找。嘴裡頭還唸叨。天井裡照一照，床底下照一照，門後面照一照，笆斗裡照一照，開啟站櫃的門，再衝著站櫃的裡頭照一照。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嚇人了，一次又一次地起來，沿著屋頂上的屋樑，一根一根地照過去。就像電影裡頭日本鬼子的探照燈似的。夜深人靜的，那些陳舊的木樑和椽子是不能照的，一照就有了特別的氣氛，有了恐怖的跡象，不害怕也害怕了。他照什麼呢？他找什麼呢？也不說。
後來的情形就更壞了，不僅照，另一隻手上還要拿著一把刀。這一來就殺氣騰騰的了。不是老魚叉殺氣騰騰，不是的。是家裡頭有一樣東西對老魚叉殺氣騰騰，他要防範，護住自己。這一來家裡頭就有了一樣“東西”，這個“東西”殺氣騰騰的，躲在某一個地方，要對老魚叉下手。這日子還怎麼過呢。就說昨天夜裡，好好的，老魚叉把他的手電照到興隆的臉上來了。多虧了興隆眼疾手快，一把奪過了老魚叉的手電，反過來照亮了老魚叉。老魚叉受到了意外的驚嚇，直哆嗦，手一軟，菜刀掉在了地磚上。深更半夜的，突如其來的，菜刀在地上顛了四五下，你說嚇人不嚇人？老魚叉的臉在手電筒的照耀下變得無比地猙獰，僵在那兒，懸浮在半空。兩邊的腮幫子也凹陷下去了，眼角的皺紋纖毫畢現，幾乎就是一個剛剛從地窖裡鑽出來的魔鬼，而瞳孔裡的光早已經開了叉，藍幽幽的，發出又畏懼、又兇惡的光。因為畏懼和兇惡，炯炯有神。真是又可怕，又可憐。老魚叉囁嚅著下嘴唇，問興隆：“你是誰？”興隆跨上去一步，踩著菜刀，把手電筒反過來了，照亮了自己的臉龐，說：“爸，我是興隆，興隆啊。”老魚叉定定地望著他的親兒子，下巴一會兒轉到左邊去，一會兒又轉到右邊去，認出來了，是興隆，是他親生的兒子。老魚叉一把抓住了興隆的胳膊，說：“興隆，家裡藏著人！家裡頭有人哪！——趕快抓住他，把他劈了！！”老魚叉的話把興隆弄得寒毛直豎，卻不敢亂，只能加倍地鎮定，說：“家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