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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忙，等你媽出來”。
這時媽和大姐、二姐，還有大弟都跑出來了。
父親有點著急地小聲向媽說：
“快幫我把黃包車錢付了，二角錢”。
這時我才發現街邊停了一輛黃包車，車伕很不耐煩地坐在車上等，母親馬上從身上掏出錢，數了數，遞了過去，車伕接過錢，不知口中咕噥了一句什麼話，拉著車走了。
母親回來向大姐喊道：
“朝瓊，你幫爸拿行裡，回去了”
媽走在前面，大姐提著行裡緊跟著，父親抱著大弟，我和二姐一邊一個拉著父親的衣褲，簇擁著往院子裡走。
前後院的鄰居們都站在門邊或視窗上看。
“魏先生回來了！”大家熱情地打著招呼。
“回來了！”母親微笑禮貌地回應，時兒還停下來跟別人說兩句。
面對這些陌生的面孔，父親有點不好意思，低著頭加快步子，低聲地摧我們：
“快走！”
像逃似的，爸和我們到了家，把母親留在院裡。
大姐把行裡放到床上說：
“爸，你坐，我給你盛碗水喝”。
我看了看行裡，是一床用草繩纏著，上面補了很多補丁的破棉被，沒一點吃的東西，心便晾晾的，再看父親，他瘦多了，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齊腰的短棉衣，肩頭上有一塊小洞，露出白棉花，沒有穿內衣，也用一條草繩把棉衣緊緊地纏在腰上，下身穿了一條單褲子，只打齊小腿，露出光光的下半節腳杆，褲子本色可能是藍色，但已經洗成灰白色了，膝蓋下還有兩塊用黑布補的疤，赤著足，穿了一雙草鞋。
父親臉膛泛黑，看起來還健康。
母親回來後，向父親看了看，沒說話，從衣箱裡拿出了一雙自做的新鞋說：
“拿去換了吧。”並向我們喊道：
“快去給你爸打盆洗腳水來”。
我家沒有熱水和開水，喝的和洗臉洗腳的水，都是我和二姐從揚柳河裡抬回來的河水。
晚上，母親破例地煮了一大鍋新鮮飯，用菜油炒了一盤泡菜，讓我們吃了兩碗。
睡覺時，母親調整了鋪位，要我和大弟睡小床，二姐和大姐睡三哥、四哥放假回來睡的床。
原來我、大弟和母親都睡在一張大床上，現讓給了父親。
睡下後，我睡不著，可能晚飯吃多了。
平時，我們一天只吃兩頓飯，早上吃新鮮飯，每人兩碗，人大的盛多點，人小的盛少點，泡菜下飯；中午喝點清水，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飯鍋巴，用水煮了，半浠狀，稱為鍋巴飯，一人一小碗，無菜，但吃起很香。
今天晚吃了兩碗飯，翻來覆去，腦子裡始終浮現出，在祖山時，和父親乘船去看朋友的場面，父親昂頭挺胸，胖胖的……。
現在，怎麼啦？我搞不懂，總睡不覺，直到雞叫。
父親刑滿釋放回家後，仍在地方居委會監管下從事體力和手工勞動，推雞公車幫別人運貨，花竹條，編竹筐。
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輪流去打掃公廁。
每星期去居民委員會彙報思想改造情況，接受居民小組的審查評議，決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
在當時極左思想的指導下，參加評議的居民積極分子，有誰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反革命”、“壞分子”說句公道話，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義舉，來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和積極性。
父親不管是多麼誠心誠意地加強自我改造，但直到1961年病逝，都沒有選舉權，也就是說直到死，他都不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有天，是星期六晚上，剛吃過晚飯，居委會治安主任仰婆婆來家，通知父親去居委會開會，彙報情況。
居委會開會，我沒有看過，想去看，母親不準，說：
“有什麼看頭！”
但最後我和二姐還是悄悄跑了出去，躲在居委會門後，偷偷往裡看：
只見父親和一些管制分子，低著頭，規規矩矩地站成一排，下面坐著十多個治安積極分子，除一、二個老頭外，全是婦女。
一箇中年婦指著一個管制分子罵道：
“你不老實！前天早上我親眼看見你把一塊掉在街上的木塊拾回家，還說沒拾過。”
很多人附和著呼叫：
“說，拾過沒有？”
被問的管制分子，頭上冒著汗，低聲說：
“拾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