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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丹福思()的當地牧師在1680年首先對該岩石進行了描寫。他也敘述了有關這個岩石的傳說。這個傳說變成了印地安人的民間故事:“於是,那裡有一個木屋(和屋中有另外一個國家的人們)遊弋在阿遜奈河(River Asooner,後來被稱為陶頓河River Tauton)上,他們同印地安人發生了戰爭,並贏得了全面的勝利。”(9)中國人把他們自己的平底船稱為“木屋”。諸如其他觀察者,像尼科洛·達·康提(Niccolo da Conti)和佩德羅·諾福爾(Pedro Tafur)。後者是一位西班牙旅行家,他向達·康提講述了自己的經歷(見第四章)。在1421年,海平面要比今天低約六英尺。因而,那些被高水位覆蓋的岩石除最高春潮外會在吃水線以上。當然要尊重和相信當地土生美洲老人講的故事:
第十三章 北美洲的定居地(4)
“這個紀念碑是最古老的印地安人所敬重的。此碑不僅古老,而且質料也不同於其他碑……有些人猜測碑上的符號是象形文字(原文如此)。第一個符號代表沒有桅杆的船和一些擱淺的失事船。第二個符號代表一個陸地的角,可能是一個帶有半島的海角,因而是一個海灣。”(10)
這個故事和早幾週週聞船隊所遇到的可怕經歷是一致的。
丹福思()1680年描寫過岩石後,到1860年它至少已被描寫過6次。當地船員帶領遊客到那個岩石,他們刮掉海藻探尋象形文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象形文字越來越難以辨認,而傳述越來越誇大且離奇。這幾乎和丹福思的記述沒有多大關係。這個岩石不管記錄了什麼資訊,現已無法辨讀了。我和所有的人一樣鄭重地得出結論認為該岩石是屬操非歐洲語言的人雕刻的。這些外國海員是乘著像屋子一樣的船向河的上游航行的,並且用文字記述了失事船。後來,葡萄牙人發現了這塊岩石,並在其上刻了一個十字。
我下一步查詢當地歷史學家的著作,以求獲得更多的資料。納拉幹西特灣是朝向北大西洋的,並經受著嚴冬天氣。暴風雪侵襲海岸時,居住在這個荒涼地區的當地美洲人,甚至野生動物都會到內陸尋找庇護所,來躲避最惡劣的天氣。對中國人來說在海灣尋找到一處庇護所也是很自然的事,陶頓河就是最佳的選擇路線。這是土著美洲人通向內陸的道路。因而對中國人來說,駛到該河可通航的最高點,也是合乎邏輯的。其點在戴頓岩石附近。突然起暴風雪時,這裡可以給拋錨靠岸的船隻提供庇護所。
20世紀50年代,佩裡·波因特(Perry Point)開發房地產開始不久,發現了一大批舊建築石料。這些房子具有一樣的規格,建成十字形,用泥漿粘合在一起,而不是用土生於該地的蛇麻草和野谷。當時,沒有人想到這些東西的重要性,沒有人試圖阻止房地產開發,也沒有人安排進行廣泛的發掘(11)。那麼,這些建築是不是中國人建造的呢?可惜我們已經無從知道,因為這些遺蹟已經蕩然無存了。
著名的北美歷史學家德拉貝爾(Delabarre)教授(12)認為生活於戴頓岩石附近的“純血統萬潘惱格(Wampannoag)印地安人”和馬薩諸塞鄰近的部落相比在生理和膚色上具有明顯的差異。因此他推斷說葡萄牙探險家米古埃爾·科爾特里爾(Miguel Cortreal)探險到今天的納拉幹西特灣時,其船於1510年失事(13)。他和他的船員就被“萬潘惱格”人接納了,並和該部落通了婚。當然德拉貝爾的提法也可以使用於韋拉扎諾所遇到的銅色面板人們的情形。後來看到“萬潘惱格”人友好地接納了第一批英國清教徒。他們在別的地方的經歷恰好與此相反:男性清教徒常常被其他部落的人殺死,而婦女和財產被搶掠,人們可以設想“萬潘惱格”人早些時候也友好地接待了失事船上的中國人。
我開始尋找更多相關的證據,諸如雕刻的石頭等,但還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證據。我發現了維德角岩石以後,耗費大量的時間尋找中國人登陸的碑銘,但我在任何一處都不曾找到。令我驚奇的是,我在東馬薩諸塞很小的範圍發現了至少12個奇異的岩石(14)。這些岩石的大小、位置、表面和位於維德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 剛果(Congo)河岸的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以及紐西蘭魯阿普基海岸的岩石極其相似。很多岩石在一個角上用圓石支撐著。這與維德角岩石的式樣極為相似。由此回想到旅遊過澳大利亞土著人的地方時有“呈長排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