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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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奧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高純度胸腺肽生產基地，都源於地奧的一種濃濃的國家責任。那麼，您如何看待企業所擔負的國家責任？

李：企業是國家經濟細胞的組成部分，當然是要承擔相應的社會和國家責任的，這種責任不僅僅是為國家多創造利稅那麼簡單。地奧是民族醫藥工業的一分子，所以，國家所需就是我們企業的奮鬥目標。比如“地奧心血康”，它不僅為廣大患者提供了一種價格低廉、療效顯著、安全可靠、服用方便的預防和治療心血管疾病的良藥，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而且它還在世界上首創了將樹脂法與傳統溶劑法結合，用於提取高純度皂苷的新工藝，生產水平達到每天噸級的規模，從而在世界上率先實現了高純度皂苷的工業化生產，為全面解決傳統中藥製劑“粗、大、黑”的缺陷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方法，全面提升了行業的技術水平。現在國內中藥生產普遍採用這種先進工藝，這讓我尤其感到欣慰。

陳：與很多企業家不同，面對需要擔當的社會責任時，某些人是高調宣傳，您卻總是低調而行。我們瞭解到，“5？12”汶川大地震後，地奧的反應極為神速，捐資一千萬元支援災區，您個人繳納了十萬元特殊黨費，為抗震救災作出了貢獻。然而，在媒體視線中，您與地奧卻顯得較為低調。這種始終保持低調的堅守，裡面是否包含有您的處世哲學？

李：國難下的慈善是一種責任，既然是一種你必須擔當的責任，那還有什麼宣揚的理由呢？國家號召黨員為抗震救災繳納特殊黨費，我認為，我作為一名共產黨人是必須履行的，那就不需要任何宣揚。這不是低調，更談不上堅守，就是一種自己和企業必須履行的義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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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個企業要取得發展，似乎總是無法與政治絕緣。您怎麼看待過去三十年來，中國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李：曾經很長時間，中國的許多地方政府都投入很大的精力來指導和干涉地方經濟甚至地方企業發展，其實這是一種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甚至是無效的工作。我們通常所說的地方財政，“政”無疑就是政府和政治，而“財”的來源是出自哪裡呢？其實就是企業。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就應該是政府提供和維護公平的市場環境和良好的市場秩序，企業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這幾年，中國地方政府的服務意識逐步增強，服務水平也提升較快，這是可喜的轉變。我非常感謝中國科學院前任院長周光召和現任院長路甬祥，以及地奧創業前期的中科院生物所領導，他們從來都是放心和放手讓地奧按照自己的戰略意願大膽去發展、去壯大，其實這就是對地奧最大的支援。

陳：毋庸置疑，中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和生存空間越來越向好的方向發展。但在資源佔有和經濟政策傾向上，國有企業群體甚至外資企業還是佔據一定的優勢。為贏取更廣闊的公平的發展空間，中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還應作哪些努力？而您期望決策層作出怎樣的戰略性調整？

李：雖然像石油、通訊、稀有金屬等領域涉及國家經濟命脈，國家考慮到國家經濟執行安全，必須做完全的掌控，但我覺得也沒有必要管得太死。我認為，國家在資源分配上，可以適度讓民間資本掌握一些，因為任何一個經濟領域，沒有競爭，就不利於發展；而引入一定的競爭，才會產生活力。如前些年，在金融領域，引入了民營商業銀行乃至外資商業銀行參與競爭，很明顯，中國銀行業發展有了很大的提升。而只有在國家各個產業領域都引入了競爭機制，整個國家經濟機體才會呈現更健康和高效的執行狀態。

陳：僅憑膽量和機會搏成功的時代已經落幕，那麼，在您看來，新經濟背景下，有志於在經濟領域闖出一片天地的創業者們，面臨的新的歷史發展機遇又是什麼？

李：現在，新經濟模式不斷地在全世界範圍湧現，從實體經濟到虛擬經濟。總體上看，現在的創業環境比我們當年好了不知多少倍，機會也比我們那個年代呈幾何倍數增長。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現在的創業門檻越來越高，競爭越來越殘酷，要想取得成功，難度也越來越大。

陳：您是中國知識階層創業的成功典範，對於眾多立志在經濟領域能有所作為的高階知識分子或科技工作者，您覺著他們應該具備哪些專業素養及價值體系？對他們，您又有什麼樣的忠告和希冀呢？

李：首先，還是毛主席的那句老話，你必須是一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缺一不可。“德”，就意味著你有一個準確而健康的價值觀；“智”，當然是你擁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