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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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後就當副總經理，月收入九千了。而且我喜歡收藏，成都是個好口岸。1979年我變成上衣有四個口袋的“知識分子”後，就提醒自己：要做一個有高階趣味的人。那時便開始收集傳單、小報、像章等。上世紀90年代成都古玩市場興起，也是我的收藏突飛猛進的開始。到1993年，我收藏的“文革”藝術品就裝滿了十幾個箱子。

有個插曲，離開宜賓，我本來要去投奔牟其中的，他給我回信要我去。幸好走到成都就沒走了，去了還要漂泊。

1993年至今：經商、收藏、建博物館

陳：說說收藏吧，“建川博物館聚落”的基礎與核心就是這個。90年代你非常狂熱地收集“文革”瓷器，這是怎麼回事呢？

樊：主要是從收藏價值上考慮。瓷器本身存在收藏的悖論，它易碎，但收藏得好可以儲存一萬年，加之圖案形象生動，有立體感，所以傳統收藏以收藏瓷器為主要內容。“文革”瓷器貴重，幾乎都是製作精良的官窯作品。中國瓷器從漢代開始，幾千年都是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主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了紅光滿面、挺直腰桿的工農兵形象，好像一條藝術之河在這裡拐了個彎，一晃十年，很快流走，又回到傳統的主題上去了。“文革”瓷器是“文化大革命”的“清明上河圖”，所存不多，我這裡有四萬多件。

問：能說說你對收藏有多狂熱嗎？

樊：一般是得到哪兒有“文革”瓷器的訊息，就馬上按到（趕到）那兒去。有一次我在外地買到一座真人大小的毛主席塑像，坐飛機過安檢時這類物品本來都要求嚴格包裝的，可我時間太緊，就不顧一切地抱著塑像安檢，那時安檢也不比現在嚴格，居然順利透過。後來在飛機上我也抱著塑像，生怕摔著，非常緊張，水也不能喝。一位好心的空姐給塑像找到一個空位，我給塑像繫上安全帶，並坐在旁邊扶著。塑像引起了乘客們的注意，每個乘客都想伺機摸摸。

還有一個文物市場上的熟人，我們都叫他陳二胖。他在小關廟開了一家羊肉湯鍋店。一次，我去他店裡吃飯，看見一座毛主席塑像赫然立在店中央。先央求他賣給我，他不肯，我只好甩下八百元錢，抱起就走。更好耍的是後來他遇見我，說自從我把塑像抱走後，他的生意就垮了，因為合夥人與他在經營方向上出現分歧，導致了分道揚鑣。

陳：所有瓷器藏品中最讓你激動的是什麼呢？

樊：應該是毛主席的塑像吧，我至少收藏了二十座。這些塑像從不同角度塑造了毛主席各個時期的形象：有他讀書階段的，有年青時“行走江湖”的，有井岡山當紅軍時的，有解放戰爭年代的，有開國大典上的，有逝世後紀念堂裡的；有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有和五十六個民族的人民在一起的，有分別和斯大林、林彪、華國鋒在一起的……每座塑像姿態各異，毛主席或揮手，或背手，或拿菸捲，非常傳神。毛主席對中國的影響持續時間很長，可以說直到今天，他對每個中國家庭都還有影響。所以毛主席像的收藏極具象徵意義和歷史價值。毛主席對四川的態度體現在一句語錄上——“四川很有希望”，我收藏到寫有這句話的碗和泡菜罈子。新希望集團的老總劉永好說這個罈子應該是他們的，向我要，我說我們建川公司沾一個“川”字，也該是我們的嘛。

陳：你在十年前著迷於瓷器，後來好像轉向了？

樊：瓷器光鮮，有影象，價值不菲，但還停在“文革”文物的淺層次。六七年前我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書信、日記、檢討書、照片、遺書和外調通知、抄家收據、揭發材料等，才能深入地反映那個年代。我已經收集了幾噸檢討書、幾萬本日記，力圖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人們的心路歷程，這些現在還沒有展示。我的“文革”藝術館分為瓷器、像章、票證、鏡鑑、座鐘、宣傳畫、生活用品、音像、知青生活等幾大分館，沒有上述這些深層次的材料。主要原因是現在離“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間還太短暫，就像拍照時太近無法對焦，無法把眉目看得清楚，所以恐怕要再等二十年才能理智客觀地看待“文化大革命”。

樊建川　我一直在時代最前沿往前衝（3）

陳：如果說剛開始收藏“文革”文物時，你是出於“趣味”和“甩了可惜”的想法，現在你的收藏動機好像發生了“微調”？

樊：“文化大革命”過後三十年，中國處在變革時期，一場從首都到直轄市、省城、縣級市，再到鄉村的“大拆遷”“大搬遷”正在進行。人們為了追求新生活，大量丟棄舊物，製造了一場集體無意識的銷燬記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