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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秘主義。從魯王宮出來之後的那段時間，我也研究過這東西，據說人類歷史上，凡是使用密文記述東西的人，都是因為發現了顛覆當時世界觀的東西，怕被主流勢力（比如說達·芬奇時期的天主教廷）抹殺而不得已採取的措施。
關於帛書，我就知道這些。我把這些和三叔說了，三叔點頭道：“說得沒錯，果然茅坑蹲久了不會拉屎也能哼哼。”說著就從床底下拿出他的破包，從裡面摸出了一張發皺的照片，我接過來，發現是在博物館的櫥窗裡拍下來的一份戰國帛書，看上面的文字排列，應該就是爺爺盜出之後被美國人騙走的那份正本。
“這是本來應該屬於咱們家的東西。”三叔道，“老子三年前去美國的時候，在紐約博物館順便拍的，整件事情就是因這塊東西而起的。想想也真是命裡註定，咱們家四代人了，好像給詛咒了一樣，都被捲到這事情裡頭來了。這也是我不想你參與進來的原因，我希望這件事情到我這裡就能停了。”
四代人，是啊，我突然感慨了一下，問道：“到底上面寫的是什麼內容？”
三叔笑了笑道：“剛才我就說過了，不說出來你絕對想不到，其實，帛書上面並沒有寫任何的東西，帛書翻譯出來的並不是文字，而是一幅神秘的圖形。”
“圖形？”我皺起眉頭，想起了七星魯王宮的那份戰國帛書，“難道，也是一幅古墓的地圖？”
三叔搖頭道：“不是地圖，比地圖複雜多了。這件事情一言難盡，去西沙之前，那個老外把這些事情全部告訴了我，我轉述一遍，你聽完就明白了。”
第十章 裘德考
（三叔接下來的敘述很是煩瑣，牽扯到了很多老長沙的事情，不過這些事情對於我來說十分的有趣，因為我自小就喜歡那種帶點土腥子味道的老事情，比較有歷史的厚重感，聽一聽也無妨。）
三叔嘴裡的那個傳教士當時的名字，叫做考克斯·亨德烈，中文名叫做裘德考，在長沙的教會學校工作，是國民黨時期隨著當時的東進潮來中國的美國人之一。但是這人自小就六根不清淨，洋和尚沒什麼興趣當，卻對中國的文化很感興趣，或許在美國人的經濟觀念裡，文物也只是商品之一，能自由買賣，自然也可以出口，所以到了中國的第三年，他就偶爾做一些暗地裡的文物走私活動，那一年他才十九歲。
裘德考的走私生意一直做得很小心，生意做得不大。那時候有兩種走私商，一種是流水的營盤，走的量大，但是出價很低，玩的是成一筆是一筆的買賣，風險很大。而裘德考是“打鐵的買賣”，也就是出價高，東西要得少，但是很安全，來一筆成一筆。他這樣的做生意方式，很對爺爺的胃口，所以當時爺爺和他的關係很好。
但是裘德考這個人並不是一個值得交的朋友，從心底裡，他並沒有把爺爺當成是朋友，甚至他沒有把爺爺當成是一個和他平等的人。我爺爺在事後知道，在私底下，他稱呼我爺爺為臭蟲。
1949年長沙解放，國民黨全面潰敗，之後是1952年，教會開始退出中國，在中國滯留的很多美國人都開始回國，他也收到了教會的電報，讓他在安全的時候返回。
他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的生意要告一段落了，於是開始做相關的準備工作，轉移了自己的財產。在臨走之前，他又有了一個險惡的念頭，他和他的同黨開始大肆收購明器，用中國人信賴老關係的心理，以極其廉價的定金捲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有我爺爺的戰國帛書。
當時我的爺爺並不肯賣這一份父輩們用命換出來的東西，是裘德考謊稱這些錢會用來開善堂，爺爺感覺這是積德，才勉強出手的（當然這是我爺爺自己說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看他這樣的人不太可能有這種善心）。
在這些貨物全部上船之後，裘德考知道這批人中有一些並不好惹，為免留下後患，在船上拍了一封電報給當時的警備處，將我爺爺等大概十幾個土夫子的形跡全部漏給了當時的長沙解放軍臨時駐軍。
這就是當時十分著名的“戰國帛書案”。這不僅僅是文物走私案，因為裘德考和解放前國民黨將領的關係，裡面牽扯到了間諜、叛國等很多那個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變得非常複雜，幾乎驚動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滿載而歸，而為他積累財富的那批土夫子，槍斃的槍斃，坐牢的坐牢，哀號一片。
雖說也是罪有應得，但是這樣的死去，實在是太過悲慘了一些。後來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中國的文物走私幾乎絕跡，也和當時這一批人的死亡有關係。
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