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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及所提八條為基礎，一經成立協議立即開始執行。其中有些部分須待聯合政府辦理者，在聯合政府成立後執行之。四、談判協議發表後，南京政府團結力量與中共共同克服可能發生之困難。五、迅速召集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參加新政協及參加聯合政府之人選，由中共與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業按照原來環境，依據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實施。八、有步驟地解決土地問題，一般先進行減租減息，後行分配土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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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談破產（2）
上述秘密協定達成，為國共進一步和談，敲開了和平之門。但是，李宗仁並沒有抓住這一時機，促成兩黨和談。相反，他卻確立一套與協定內容相背離的和談指導原則：
“（1）和談必須建築在平等的基礎上，我們絕對不能讓共產黨以勝利者自居，強迫我們接受不體面的條件。（2）鑑於鐵幕後面的附屬國形勢混亂，我們不能同意建立以共產黨為統治黨的聯合政府。我們應該建議立即停火。在兩黨控制區之間劃一條臨時分界線。（3）我們不能全部接受所謂八條，而只同意在兩政府共存的條件下討論八條。”《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1頁。
李宗仁所謂的和談指導原則，使其和談欺騙性與虛偽性初顯端倪，暴露其“劃江而治”真實意圖。與此同時，已“引退”老家的蔣介石利用李宗仁進行的“和談”之機，加緊進行“長江防禦戰”，以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
儘管國民黨政府的真實意圖已昭然若揭，但為了減少人民的痛苦，教育廣大人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仍然保持極大的剋制和忍耐，懷著和平的善意，於1949年3月26日正式通知南京國民政府：和平談判開始時間為四月一日；談判地點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為周恩來；以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對時局的宣告及其所提八項條件為雙方談判的基礎。《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0頁。
中國共產黨的和平舉動，得到了國統區人民的廣泛支援和理解。就在談判前夕，南京6000餘學生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國民黨接受八項和平談判條件。但是，和平請願的學生卻遭到了國民黨特務的毆打，南京政府對此置若罔聞。為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配合正在進行的和談，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的評論。文章指出，擺在南京國民政府的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蔣介石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與人民為敵，並將與他們一起同歸於盡；另一條是向人民靠攏，即與蔣介石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徹底決裂，並在人民戰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
評論的最後，毛澤東嚴肅地正告國民黨政府：“一切空話不必說了，還是做件切實的工作，藉以立功贖罪為好”；“或者聽蔣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話，並和他們永遠站在一起，或者聽我們的話，和我們站在一起，對於這二者的選擇，有你們自己的自由。但是選擇的時間沒有很多了，人民解放軍就要進軍了，一點遊移的餘地也沒有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5—1447頁。
1949年4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北平。左起：劉斐、章士釗、張治中、黃紹竑、邵力子。
在得知中共正式談判意向後，4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急忙派出代表團飛抵北平，其成員主要有：張治中、劉斐、章士釗、邵力子、黃紹竑等。當晚6時，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等在頤和園設宴歡迎國民黨政府代表團。
隨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即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開始談判。談判先採取個別對話形式。在周恩來、林伯渠與張治中、邵力子的談話中，周恩來首先對張治中臨行前到溪口去見蔣介石一事，進行了嚴厲的質問。周恩來認為，張的這種行為完全是為了加強蔣介石的地位，對雙方的和談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同時，也證明了蔣介石“下野”是假，實際仍在幕後控制南京國民政府。此外，周恩來還闡明瞭中共的原則立場。
在和談中，國民黨和談代表張治中表示，國民黨方面沒有具體的方案，願以中共八項原則為前提進行談判。周恩來指出，以八項原則為前提是毫無疑義的，我們的設想是，在個別對話、充分聽取國民黨方面意見基礎上，經過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