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東史郎交往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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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光後的供述，或是作為戰地日記，在《東史郎日記》中沒有任何證實其細節的具體記載，仍然應該說是不自然的。”⑦

當法庭宣佈判決之後，那些支援橋本的幕後者們穿著舊軍服，走上街頭，高唱軍歌，為“勝利”而歡呼。

這一判決，讓一切能清醒面對那場侵略戰爭的進步人士流淚，但他們並沒停止鬥爭。

對東京地方法院一審法院荒唐的判決，東史郎非常氣憤，他表示會很快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訴，並立即發表了一份題為《我的決心》的書面宣告，強烈抗議東京地方法院不公正的判決。他說：“這次審判是以損害名譽為藉口，而企圖透過法官的判決來否定南京大屠殺，這些妨礙我的言論、行動和出版自由的訴訟審判。發起這次訴訟的目的是，使日本軍隊的侵略行為正當化（合法化）。於是，東京地方法院便迎合原告的企圖，而在4月26日我84歲生日的前一天，判決《東史郎日記》中關於屠殺的記述是虛構的，使我敗訴。否定南京大屠殺就必然導致肯定侵略戰爭，肯定軍國主義分子一直主張的‘聖戰論’，抹殺戰爭犯罪，否定由世界人民主持的東京審判（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否定（戰後）亞洲各地進行的戰爭審判。我作為參加了侵略戰爭計程車兵，瞭解侵略的真相。我沒有向大量的威脅和攻擊屈服，而對戰場上的真相進行了坦白。這是因為，我認為，我們必須弄清楚歷史事實並進行反省。我還希望世界輿論對此作出審判。”⑧

古人說：“言為心聲。”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東史郎說過這段話，但後來得知後，心裡充滿了對他的敬意。

這使我想起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著名文學家大江健三郎的一段擲地有聲的話：“日本必須面對過去的罪過，徹底悔悟，向受難的亞洲各國人民該道歉的便道歉，該賠償的便賠償。只有如此，日本才能洗清自己的靈魂，重新抬起頭來，做亞洲各國一個堂堂正正的鄰居。”⑨

我得承認，東史郎勇於參與有關南京大屠殺問題的訴訟，而且態度堅決，促使我在思想感情上與他靠近了一步。

1996年9月18日，為了表示對不屈的東史郎正義行動道義上的支援，我執筆起草，並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的名義，寫了一封聲援信，分別傳給了東史郎和日本支援東史郎案審判實行委員會，並在《南京日報》、《揚子晚報》、《金陵晚報》等報刊上全文發表。

聲援信⑩內容如下：

日本支援《東史郎日記》案審判實行委員會：

東史郎先生為發展真正的中日友好關係，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敢於以真實姓名公開自己在1937年進攻南京時的隨軍日記，以親身經歷證實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並認真謝罪反省。這一正確的舉動，受到了中國人民特別是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嚴重殺戮的南京人民的歡迎。

東史郎先生的這一正義之舉，對妄圖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推卸侵華戰爭罪責的日本右翼勢力，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此，在日本右翼勢力的周密策劃下，那個曾殘害過中國人的橋本光治，竟然倒行逆施，誣告東史郎先生、下里正樹先生和青木書店，其目的是圖謀推翻早有歷史定論的“南京大屠殺”鐵案。我們對東京地方法院關於東史郎一案作出的不公正判決，表示無比的憤慨！

第二章：《東史郎日記》案緣由（4）

我們認為，東史郎先生在法庭上的正義鬥爭不是孤立的，它受到了並將繼續受到日本國內外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支援。我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及其專家學者，將全力支援東史郎先生等的正義鬥爭，盡一切所能提供證據，絕不允許日本右翼勢力企圖掩蓋歷史真相的陰謀得逞。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真地回顧和總結歷史教訓，對於維護世界和平及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日本必須承認那段侵略歷史並認真反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才能推動中日兩國的關係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八日

這封聲援信，雖然從時間上看，比東史郎日記案在東京地方法院敗訴時晚了不少時日（四個多月），但在影響上看並不小，因為它是中國第一家單位公開表示支援東史郎正義行動的，也是東史郎收到的來自中國的第一封聲援信。

1996年9月，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籌備，日本支援東史郎案審判實行委員會在大阪正式成立，山內小夜子擔任秘書長。該會還有以下幾名主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