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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尤。
在內閣的建議下，那些耗費巨資興建的宮觀通通停止，已經開始興建又還沒建成的，將材料撤下，或用作修繕京城各衙門，或作以後給宮中殿閣整修之用，免得以後還要再浪費一次錢，那些建好了的，便直接將裡面駐守的僧道撤出來，朝廷不再撥款，也將原先賜予這些宮觀的田地通通收回。
至於萬黨與依附萬黨的一干人等，則依照情節輕重各自論處，像萬安這樣臨時倒戈戴罪立功的，便讓他主動致仕，皇帝還賜了金，讓他回鄉養老，算是全了他的名節，但對尹直，彭華等人，就沒這麼客氣了，直接就摘了官帽趕出京城，像李孜省這等則直接驅逐出京，與白蓮教和萬黨都有所勾結的大太監梁芳，則直接拉到菜市口問斬。
這一件件一樁樁都料理妥當，大夥兒總算鬆了口氣。
比起本朝歷代天子，當今這位弘治帝已經算是十分寬宏大量了。
他的生母死得不明不白，與萬貴妃姐弟諸多牽扯，但在登基之後，卻竟然沒有像以往那些皇帝的作派一樣，追究人家九族滿門，而是輕描淡寫地放過。
歷來有爭鬥的地方就有利益糾葛，一方人馬倒下，另一方人馬便能因此得益，任何時候都不例外。
不管最初懷著多麼高尚的理由和原因，一旦摻入利益，彼此就不會乾淨到哪裡去。
所以萬黨的倒臺也是一樣，在許多人慫恿新帝反攻倒算的時候，他把持住了，並沒有再繼續追究下去，甚至還遵循了先帝的遺命，沒有去動萬貴妃的棺槨，也保留了她的諡號，放過了她的家族。
內閣自然也支援皇帝的決議。
不管之前與萬黨有多大的仇恨，能臣與直臣畢竟是有差別的。
前者有所為有所不為，保留原則的同時會做適當變通，而後者則不管不顧為了維護正義，將所有黑暗都掐滅。
然而黑暗是永遠不可能被掐滅的，只有當光明佔據上風的時候，黑暗才會躲在角落裡不敢出來。
唐泛他們這些人，所作所為的最終目的，無不是為了讓國家越來越好，而非黨同伐異，一個陷入仇恨，只想報仇的皇帝，註定不會對國家百姓帶來多大的好處。
而寬容仁慈的天子，才是盛世治世的必要前提。
弘治帝的登基，勢必預示著光明佔據上風的時代終於來臨。
如是到了弘治二年，內閣該走的人已經走了，剩下一個劉吉，因為畫風突變，一反成化年間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的行事，忽然之間變得勤懇奮進，直言進諫起來。
弘治帝原是想像請走萬安那樣，將劉吉也請回家去養老，奈何人家現在從庸臣變成忠臣，連趕人的藉口也沒有了，只得無奈地由著他繼續佔據首輔的位置。
劉吉留任唯一的好處是，為了討好皇帝，表示自己真的與以前不一樣了，他也不能再走之前那種碌碌無為的路線，起碼得拿出一些身為首輔的氣魄來，唐泛提出的新律，劉健主張對韃靼用兵，俱都在這個時期被一一透過。
弘治朝，當真漸漸有了些新氣象來了。
但真正的大轉變，則是發生在弘治三年。
弘治三年的春天，一小撥倭寇從浙江登陸，對沿海百姓進行燒殺搶掠，甚至一度攻入紹興城內，直到浙江都指揮使帶兵趕到救援，那些倭寇才從容不迫地由海路離去，臨走前還捲走大量金銀財寶和女人。
在這短短一天之內，紹興城內飽受劫掠，趁著所有人猝不及防，來不及組織起防備反攻之際，倭寇就先下手為強，先將士兵屠戮大半，又幾乎把城中富戶搜刮乾淨，另有紹興城知府遭遇劫持，為全名節而選擇自殺。
此事傳到京城，立時朝野震動，所有人都很難想象以區區倭寇頂多一千來人，竟能將紹興城府攻佔。
然而追根究底，人們才發現，原來那些倭寇是假借日本進貢來使的身份，在海上劫持原本要與日本進行勘合貿易的大明官船，然後再假扮成明朝人的身份，返航回明，再與大明人勾結，得知紹興城城防守空虛的訊息，趁機攻打，果然輕易得手，那些倭寇擔心朝廷大軍很快殺到，因此也不敢久留，只是把財寶掃蕩一空，再劫了一批女人，拍拍屁股溜之大吉。
宣德之後，朝廷逐漸實行海禁，當年叱吒風雲的大明寶船已經不見蹤影，連造船廠也荒廢了許多，如今僅有的官船戰鬥力有限，士兵也很少作專門用於海戰的備戰，如何能追趕得上那些久經海浪，經驗豐富的倭寇？更不必說他們還有通風報信的內應，早在明軍來之前，就已經登船遠去，揚帆疾行了，大明官兵由此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