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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史，也沒有服用抗抑鬱的藥物。克里萊的經濟狀況相當穩固。他的遺囑和保險專案最近也沒有發生變更。當時，他的合夥人喬丹？凱斯勒正好出差前往賓夕法尼亞州拜訪客戶。之前，他們曾短暫交談過。據凱斯勒證實，儘管克里萊最近看上去的確有些神情沮喪，但凱斯勒確信他從未提過自殺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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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謀殺（1）
序言
我要講述的這個故事大部分都是真實的。考慮到人物的隱私，我改換了他們的名字。有很多內容是由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說給我聽的，他或許是20世紀70年代紐約那些極富洞見的庭審評論員和觀察家中的最後一位了。這個精英俱樂部的成員包括《紐約郵報》的吉米·坎農、《紐約時報》的斯考蒂·萊斯頓和拉塞爾·貝克，當然還有偉大的默裡·坎普敦，他為《紐約郵報》撰稿多年，之後在紐約市及長島的報紙《今日新聞》成就了他作為專欄作家的輝煌生涯。
我的這個人物叫莫蒂，並非真名，因為這是他本人的意願。他曾對我說：“要是你開始著手寫這個，可別把我寫進去。”接著他又補充道，“你瞧，假如是我寫，會顯得那麼離奇，誰看了都不信，我可是要保名節的。而你——你是個該死的律師，有沒有人信你無所謂！”
莫蒂為一份很優秀的地方報《布魯克林鷹報》工作，常年出入於紐約市刑事法庭。那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做記者的黃金時節。當時有十大日報：《新聞》和《鏡報》（很多人以為它們是一份報紙，將其說成《新聞鏡報》）、《郵報》、《時代》、《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先驅論壇報》、《美洲日刊》、《斯泰頓島前進報》、《長島新聞》，當然還有發行量不大但非常強勢的《布魯克林鷹報》。許多偉大的律師早年都在地方刑事庭學習並磨礪基本技巧，並服務於法律援助協會或地區律師事務所，而這些場所也為年輕記者們提供了非凡的訓練機會。也正如初出茅廬的律師利用這些寶貴的經驗獲得初步的訓練，並透過能接觸到的大量案件來鍛鍊技能，莫蒂及其同儕也藉此熟諳了自己的工作之道。他們懂得了設定期限的極端必要性，以使一個故事能夠及時付梓；懂得了如何培植線人，以及如何尋找途徑來獲取秘密訊息以搶得先機。對於這些警務記者，特別是小字輩而言，刑事案件便是未加任何矯飾的鮮活舞臺劇，正面人物及反面角色，歡樂與哀愁，混亂和痛苦樣樣俱全。莫蒂從未讓自己失去過對法庭場面的興致，他管位於布魯克林施默洪恩大街120號的法庭叫“地域會堂”。該會堂實則稱作紐約市刑事法庭，為一幢10層大樓，其外立面由灰色沙岩石塊砌成。它容納了十幾間審判室、法官室、文書辦公室和一間寬大的訴訟室——刑事控告便首先在此登記。到這裡來辦公的還有地區助理檢察官、來自法律援助協會的律師，這是一個在美國其他地區被稱作公共辯護部的組織。這幢佔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個街區的建築裡每天都擠滿了人，他們中有數百名警官，還有數百名受害者和被告，以及同等數量的悲劇故事。
我初遇莫蒂是在1963年，那時我是法律援助協會派往刑事庭的律師。我們的見面立刻就給彼此留下了壞印象。我代表的被告是一名聯邦探員，被指控在數起獨立的案件中對七名兒童強行施以幼奸。沒有一個孩子超過9歲。雖然每次施暴都令人髮指且是在槍口威逼下進行的，但對於這些孩子是否正確地指認了侵犯者仍然存在一系列疑問。在單獨陳詞的情況下，孩子們對罪犯體重和身高的描述都超出被告人不少。唯一指認正確的是侵犯者和被告都有面部汗毛，不過即便這點相似之處也使訴訟程式寸步難行，因為每名受害者對汗毛顏色的描述從亮紅到漆黑不一而足。那個探員是我多年未見的一個兒時夥伴，此時被關押在拘留室——法庭地下層的單人牢房。我在會晤我的一個委託人時他認出了我。這地下囚室簡直就是但丁設計的，照明亮度極差，到處充斥著尿味和體臭，並附著在牆壁以及所有穿過這一拘禁區域的人身上。總之這裡就是地牢，幾名囚徒分別關押在相鄰的牢房裡，他們的漫談永無止歇地迴盪在空氣中，製造出一種令人驚恐的高聲喧叫。對於一位來自刑法體系另一端的聯邦警察來說，這一經歷不啻讓其心驚肉跳。
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弗蘭克·奧沙利文穿著藍色的高爾夫襯衫、茶色便褲和一雙破損的褐色廉價便鞋。因常年吸菸他的面孔過早地顯出老態，有很深的皺紋，灰白兩色的頭髮雜亂地生長在一起。他消瘦的肩膀使其5英尺6英寸的身材看上去更矮小。起先認出我時，他正倚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