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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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偃師縣城西南約9公里處，西近洛陽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臨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嶽、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黃河，東有成皋之險，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其所處的河洛地帶自古被稱為中土、土中、地中。並有“河山拱戴，形勢甲於天下”和“萬方輻輳”之譽。傳說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聖王皆在河洛地帶膺圖受瑞，並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的記載。由於武王曾在此處廷告於天：“餘其宅茲中國，自之義民。”因而這裡也是本來意義的中國。後來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營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還在嵩山附近興建測景（影）臺，從禮制上確定此地為天下“地中”，並賦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合也”等等神秘意義。漢魏以後亦有不少王朝留意於此，在此建都，這裡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區。

當趙芝荃等人隨徐旭生來到二里頭村外時，當地農民仍在田野裡大搞農田水利建設。他們一行人來到農民們正在挖掘的一個水塘邊，發現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進入水塘的臺階，又看到塘壁上佈滿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輕輕一摸，這些碎陶片便嘩啦嘩啦地四散跌落下來。這個情景讓趙芝荃等人興奮異常，在以往的考古調查中，都沒遇到過這般激動人心的場面。如此豐富的文化堆積，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遺址，那又是什麼？

離開水塘之後，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頭村的四周作了詳細調查，估計此遺址範圍東西約長3—3．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從地理環境和歷史淵源以及發現的遺蹟、遺物看，這裡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帝都。按照徐旭生在後來發表的調查報告，他認為這裡應是商湯時代的都城“西亳”。從文獻方面作了論證後，徐旭生又補充道：“此次我們看見此遺址頗廣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鄉人所說不虛，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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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2）

儘管當時徐旭生對這處遺址作出的判斷後來證明有誤，但卻由於他的首次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數十次發掘，使二里頭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最引人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它不僅成為學者們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關鍵所在，也成為探討中國國家和文明起源無法繞開的聖地。

鑑於二里頭遺址在考古學上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和學術價值，趙芝荃等人回到洛陽工作站之後，很快向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寫報告，請求率部移師對二里頭遺址進行發掘。此後不久，河南省文管會也得知了二里頭發現重大遺址的訊息，並決定派隊前往發掘。於是，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以趙芝荃為首的十餘人與河南省文管會派出的一個專門由女性組成的“劉胡蘭小組”，幾乎同時進駐二里頭遺址展開發掘。

1960年，考古所的大批人員遵照當時的政策要求，下放山東省曲阜勞動鍛鍊，趙芝荃也在其列。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暫時由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不久、年僅24歲的殷瑋璋負責。而這個時候河南省派出的“劉胡蘭小組”也由於其他的原因撤出了發掘工地。整個二里頭遺址在以後的若干年內，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屬的二里頭工作隊獨家進行發掘。

1961年，趙芝荃從山東勞動改造的運動中解脫出來，重赴二里頭主持發掘工作。此後，在為期40年的時間裡，在趙芝荃、方酉生、殷瑋璋、鄭振香、高天麟、鄭光、杜金鵬、張立東等幾十位考古學家的不斷努力下，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來。“所知範圍總面積約3平方公里，文化堆積甚厚，內涵十分豐富”。遺址的文化延續時間經歷了相當長的歲月，粗略估計前後約400多年。就具體內容而言，文化遺蹟中有大、中、小型各類建築遺址，其中有宮殿、陵寢、臺壇、祭祀性設施、各階層的居室以及手工業如鑄銅、制骨等作坊，此外還有陶窯、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在遺址中部發現的被稱為第一、二號兩座宮殿基址，規模宏偉，氣勢壯觀，頗有王者氣象。第一號宮殿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其周圍有迴廊，而東、南、北三面則為復廊，南部有三個門道的廡式大門，院內北部是米×米的大殿臺基。第二號宮殿的大殿略大於一號宮殿，殿後有一大墓，從性質上推斷這個宮殿當屬宗廟、陵寢之類。就整個一、二號宮殿的氣勢和規模而言，在整個商代考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