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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等不同學科的著名專家進行討論。經過專家們多次集思廣益研究探討,終於推定晉侯蘇鐘的“三十三年”應為厲王時期的年數。為了檢驗這個推定的正確性,測年專家對天馬—曲村M8墓中的木炭樣品進行常規法14C年代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816—前800年(見下圖)。
為減少失誤,測年專家又用加速器質譜計對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樣品測年,其年代分別為公元前814—前797年、公元前810—前794年。兩種樣品所得資料基本一致。《史記·晉世家》所載晉侯籍(蘇)卒於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與測年結果相吻合,所以晉侯蘇鐘的“三十三年”當屬厲王。
既然編鐘銘文“三十三年”已定為厲王時期,根據《史記》記載,由於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獻記載中明確的歷史紀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麼厲王的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按《史記·周本紀》載,厲王在位共37年,而《史記·衛世家》和今本《竹書紀年》又說厲王在位均不足30年。文獻上的牴牾與矛盾,用晉侯蘇鍾來加以校正,可知厲王在位應超過33年。
儘管晉侯蘇鍾否定了今本《竹書紀年》厲王在位不足30年的說法,但仍無法肯定司馬遷《周本紀》記載的準確。夏商周斷代工程課題組,又設法利用另一件青銅器來作推定,這就是頗負盛名的善夫山鼎。
揭秘正在繼續
善夫山鼎是20世紀60年代由陝西省乾縣農民李培乾捐獻給陝西省博物館的一件青銅器。此鼎高45厘米,立耳蹄足,口沿下飾重環紋帶。內壁鑄銘12行,共121字。其中的銘文“惟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是已知西周金文中紀年最高的一例。從銘文日曆看,不適合於宣王。研究者考慮到此鼎的形制、紋飾等均接近於厲王末年、宣王初年的頌鼎等青銅器,其時代應屬厲王,由此可證《周本紀》所載厲王三十七年奔彘說是可信的。若取共和當年稱元說,厲王三十七年當為公元前841年,三十三年當為公元前845年。從晉侯蘇鍾銘文日曆和紀時語看,該年依建醜:
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
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十八日;
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
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研究者認為以上第二條二月干支有誤,決定將“癸卯”改為“辛卯”,從而變成:二月甲戌朔,既望辛卯十八日。這樣干支、歷日俱合。作為這一旁證,再次證明晉侯蘇鍾“三十三年”為公元前845年的準確性。
由於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厲王元年為公元前877年。
透過對上述青銅器的研究,西周晚期的王年已經推定,而中、早期王年,同樣可以用青銅器加以推定。揭秘正在繼續。
1.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事情就是這樣的巧合,當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的1996年8月,從陝西傳出訊息,一件青銅虎簋蓋在陝西丹鳳縣被發現。經專家推斷,這件青銅蓋應是和虎簋連在一起的,遺憾的是器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蓋埋入泥土之中。此蓋剔除土鏽後,發現是一件西周青銅器,上有銘文161字,起首雲:
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宮,格於大室,密叔內(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內)史曰:……
虎簋蓋發現之後,立即引起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青銅器專家的普遍重視,遂集中精力對此蓋的銘文進行研究。陳久金等金文歷譜專家根據銘文月相、干支推定,此器放在宣王和穆王時代都可相合。為此,關於虎簋蓋到底屬於哪一個王的問題,專家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正當大家為此爭論不休時,一個意外的插曲出現了。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應邀到臺灣作學術交流,其間他在臺灣故宮博物院看到了一件師虎簋,是西周懿王元年之器。其蓋的花紋跟陝西丹鳳出土的虎簋蓋相同,銘文中均有“文考日庚”字樣,用字措詞也均相同,由此可見兩件器物為同一人所作。從虎簋蓋銘記王命虎“胥(佐助)師戲”的記載看,當是虎初襲職時之事。因臺灣收藏的師虎簋為懿王元年之器,則虎簋蓋必在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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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13)
虎簋蓋銘文的王年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王、共王、懿王等諸王在位超過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蓋當屬穆王時代的器物。
據工程專題研究人員陳久金等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