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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侯蘇鍾與厲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天再旦”與懿王元年
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靜方鼎與古本《竹書紀年》昭王之年
《召誥》、《畢命》歷日與成、康之年
按“工程”設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7個支點，整個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銅鏽掩蓋下的歷史隱喻
1．吳虎鼎與宣王十八年
1992年，陝西省長安縣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銅鼎，後一直作為一般文物放入縣文管會的庫房內收藏，直到1997年清查庫房文物，工作人員對此鼎進行剔除土鏽時，才發現了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銘文。銘文鐫刻在鼎腹的內壁，共16行，每行10至12字，共計164字。由於一足脫裂，造成了幾個字殘缺不全。經李學勤及其他專家釋讀，發現其銘文的內容是：
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宮夷宮，道入右吳虎，王命善夫豐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從吳虎鼎的形制、紋飾看，具有明顯的西周晚期特徵。據李學勤考釋，銘文中的“吳虎”非吳氏，“吳”當讀為虞衡之虞，是官名。銘文中“周康宮夷宮”當為夷王之廟，而銘文中的“刺王”當為厲王，由此可知這是一件目前最為明確無誤的宣王時銅器。歷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學術界一般認為宣王時已有確切紀年，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由於有了宣王紀年的準確定點，將此器與其他青銅器聯絡校正，在證明《史記》紀年可信的同時，可以將此鼎銘文中記載的日曆作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個重要支點。
2．晉侯蘇鍾與善夫山鼎
前文已述，山西省天馬——曲村遺址自1986年之後，即引起了盜墓賊的注意，繼而盜墓狂潮席捲而來，整個遺址被掘得千瘡百孔。1992年秋，遺址中晉侯墓地M8號墓又遭到了盜掘。由於當地村民及時發現和報警，盜墓賊攜帶部分挖出的珍貴文物倉惶逃離。
鑑於該墓葬已慘遭洗劫和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組成考古隊，對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清理。就在這次清理中，在槨室的東南角出土了兩件青銅編鐘。編鐘呈灰褐泛黃綠色，基本無鏽蝕，形制為甬鍾。兩件甬鐘的正面鉦部分別鐫刻銘文，其中一件有銘文7字，為“年無疆，子子孫孫”；另一件有銘文4字，為“永寶茲鍾”。從出土的情形看，這兩件甬鍾顯然還有它的同伴，並和它的同伴組成了一套完整的編鐘系列，看來這套編鐘的其他幾件已被盜墓賊席捲而去了。
正當考古人員為編鐘的流失悲憤不已、扼腕嘆息之時，中國文物史上又一個罕見的奇蹟出現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玩市場將天馬——曲村遺址M8號大墓中被劫走的編鐘全部搶救回歸，這個行動的主要組織者就是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
1993年，馬承源的好友、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來電話，告知香港古玩市場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銅編鐘，大小共14件，但一時還搞不準是真品還是贗品。馬承源聞訊，讓張光裕設法搞到編鐘的照片和編鐘銘文的拓片傳真過來察看。張光裕不負所望，想盡辦法將所需一切搞到手並傳往上海博物館。憑藉幾十年文物工作之經驗，馬承源一看照片和銘文拓片，便感覺到這批編鐘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國寶級的文物。為慎重起見，馬承源又將編鐘的照片和銘文拓片拿給上海文物部門的幾位鑑定專家反覆察看並確定為珍貴文物後，立即請示上海市政府領導人，以上海博物館的名義出資將編鐘購回，這一請求很快得到批准。因1993年的香港還未迴歸祖國，要辦理去香港的簽證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為了避免節外生枝，馬承源電告張光裕教授，讓其代表上海博物館和賣方進行價格談判。由於對方當時尚未意識到這套編鐘的真正價值，同時又急於出手，故雙方的談判較為順利，最後以100萬元港幣成交。據行家估計，如果賣方當時弄清了銘文的內容，這個價格只能購買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只能買最小一件中的一個銅鈕。由此可見馬承源的眼光和在處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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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11）
編鐘到手後，張光裕將其一件件包裹好，乘飛機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館，流失的國寶終於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當14件編鐘落居上海博物館時仍保持出土時的原貌，鐘體上的文字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