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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羅山前象群剪影的遊客們而言，這可是不容錯過的地點。以前，只有在旱季才能看到這樣的場景，因為野生動物會在這個時節湧入安博塞利的沼澤綠洲，靠香蒲和莎草為生。可是現在，它們常年呆在這裡了。“大象不應該是定居動物，”威斯騰路過幾十頭大象時這樣喃喃地說。不遠處是一池泥巴滿身的河馬。
從上往下俯瞰，環繞公園的平原看起來彷彿得了大孢子感染症。這其實是肯亞的民族文化村：這些泥巴和糞便堆積起來的環狀小屋屬於馬阿塞的牧人，有些還在使用，有些已被廢棄，重歸泥土。每個院子中央草綠色的小塊土地是遊牧民族馬阿塞人帶著牲畜和家人遷往下一片牧場之前，夜間圈養牲畜的地方，以避免掠食者的襲擊。
隨著馬阿塞人的離開，象群來到這裡。撒哈拉乾旱後人類第一次把牲畜從北非高原上帶下來，並發展出一種表現大象和牲畜的舞蹈。牛羊啃光了熱帶草原之後，灌木叢林侵入到這裡。沒過多久，它們就長得十分高大了，成為大象的美食——它們用象牙扯下樹皮吃，推倒樹木以享用口感較嫩的樹葉，把這夷為平地之後，新長出來的將是一片草地。
當時的大衛·威斯騰還是個研究生，他坐在安博塞利的一個山頂上，統計馬阿塞牧人領來吃草的牛，此時象群正邁著沉重的步伐從另一個方向過來吃草。儘管他後來先後擔任了安博塞利國家公園的主任、肯亞野生動物服務中心負責人和非贏利性的非洲動物保護中心的創始人，但是他為牛群、大象和人統計數量的工作從未間斷過。非洲動物保護中心的工作是透過讓人類融入野生動植物環境的方式（而不是將人類與野生動植物環境隔離的方式）來保護這些環境；我們人類曾經就是生活在這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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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非洲悖論（7）
飛機下降300英尺後，他開始做順時針盤旋，以30度的斜角轉彎。他記錄下一圈糞便和灰泥砌成的小屋——每個妻子住一所小屋：有些富有的馬阿塞人能娶上十個妻子。他計算出大致的居住人口，在他的植被地圖上標出77頭牛。從飛機上看，馬阿塞牧人看起來好像是綠色平原上的一滴血液：他們個高、自然、面板黝黑，穿著傳統的紅格子花呢披肩——說到傳統，這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的蘇格蘭傳教士在這裡分發格子呢毛毯，馬阿塞牧人發現這種材料非常暖和，而且在他們放牧的幾周內，攜帶上路也十分輕薄。
“遊牧民族，”威斯騰壓過飛機引擎的聲音說道：“已經成為遷徙物種的代名詞。他們的行為習慣與羚羊十分相似。”和羚羊一樣，馬阿塞人在雨季把牛群帶到短草草原上，雨季停止之後再把它們帶回到水池邊。一年之中，阿博塞利的馬阿塞人平均要換8個住所。威斯騰深信，人類的這種行為在理論上有利於肯亞和坦尚尼亞的野生生物。
“他們放牧牛群，把林地留給象群。大象又及時地開闢出草地。你總能有草地、森林和灌木叢林的組合。這便是熱帶草原多樣性的全部秘密所在。如果你只有森林或草地，或許就只能養活適合森林生活的物種或適合草地生活的生物。”
1999年，威斯騰駕車穿越南亞利桑那州，去考察克洛維斯人13000年前消滅當地猛獁的遺址。途中，他向古生態學家、更新世“射殺過度”理論的創始人保羅·馬丁描述了這個現象。從那個年代開始，美國的西南部便不再有大型食草動物。人類總是焚燒牡豆灌木叢。馬丁指著農場主租出的土地上長出的雜亂無章的牡豆問道：“你覺得象群可以在這裡棲息嗎？”
這時大衛·威斯騰笑了。但馬丁又接著說下去：“非洲象該如何在這片沙漠中生存？它們能不能爬上崎嶇的花崗岩山脈尋找水源呢？亞洲象的血緣與猛獁更為接近，它們會不會生活得更好一些？”
“比起用推土機和除草劑來剷除牡豆灌木叢，現在的方法當然要好些，”威斯騰同意這個觀點：“讓象群來幹這樣的事情要便宜和簡單得多了，它們的糞便還有利於草種的生長。”
“沒錯，”馬丁說：“猛獁和乳齒象就是這麼幹的。”
“是啊，”威斯騰回答說：“如果原先的物種消失了，為什麼不用後繼的物種來取代呢？”從那時起，保羅·馬丁就一直在勸說人們讓象群迴歸北美洲。
然而與馬阿塞人不同的是，美國的農場主並非遊牧民族，它們不會定期騰出地方給象群棲息。不過馬阿塞人和它們的牲畜也變得越來越傾向於定居。安博塞利國家公園外圍一圈圈過度放牧造成的貧瘠土地證實了這個結果。大衛·威斯騰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