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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讓歷史照亮未來（1）
公元1664年，當時已是清朝康熙三年。
杭州。刑場。忽然有五個身穿明朝服裝、頭梳明朝髮式的人出現於眾人面前。為首的，乃南明大臣張煌言。臨刑前，他寫下這樣一首詩：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
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
“螳臂攔車”，一般皆比喻頑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張煌言們這種“姑留螳臂強當輪”的悲壯，恰恰顯示了我們中華民族百死愁絕中勃勃不屈、前赴後繼的偉大精神。
他帶血的頭顱，為南明歷史的驚歎號點上最後濃濃的頓點！
回顧那個崩潰的時代，在那個病態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亂社會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犧牲，都會被認作是一種消極的反抗行為。隨波逐流呢，又不能帶來真正的解脫。於是，對於動盪、殺伐年代的讀書人來說，人生變成了一種絕望的煎熬過程。
在“亡天下”的淺層憂慮和“失身家”的深層恐懼二重夾擊下，明末清初的中國士大夫階層，面對一個即將完全傾覆的世界，惶恐之餘，他們日益艱難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選擇。順從恭卑地自暴自棄，心如止水地削髮為僧，棄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麼多蜿蜒和歧路，出現在血染泥濘的中華大地之上。
無論是朱子理學還是陽明心學，在屠刀聲中，在馬蹄之下，它們顯得那樣蒼白和無力。思想，在火與鐵面前，有時候是那樣蒼白。
衰落的年代裡，如何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成為一種艱難至極的選擇。
明末清初的詩人閻爾梅這樣嘆息過：“嗟夫！士大夫居恆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飛水脫，為疾風勁草幾人乎？”
這位曾向史可法表達過一定要為大明朝死節的詩人，這位自詡耿耿精忠的漢人，早於張煌言十三年，已經挈婦將雛投入清朝巡撫趙福星手下做幕僚。他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為新政權服務。
這樣的“聰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計其數。
但是，前有史可法，後有張煌言，皆可成為閻爾梅這種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風勁草”的樣板。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臨頭一死難。”橫亙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門檻前的死亡深淵，那樣黑沉，那樣深不可測。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實在難以超越。他們要克服的，不僅僅是精神危機，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於是，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馮銓、孫之獬們，這些病態的“清醒者”，確實能成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藉口”。
文人士大夫內在的號稱“堅韌”的精神意識，最終匍匐於外力的刀鋒利刃之下。時代的解體，正是以這些“中堅”為攻破點開始。
即使如此，自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間，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貳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於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卻多達三千七百八十七人。這個數字，不是明末遺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勝朝殉節諸臣錄》的官方統計數字（勝朝，是指被滅亡的明朝）。
中華忠烈，真是不絕如縷。所有這些人，或為封疆大臣，或為布衣文士，國難之時，他們皆臨危不懼，挺身赴難，百屈不撓，殺身成仁。
所以，史可法、高傑、夏完淳、陳子龍、張名振、瞿式耜、張同敞、張煌言，這樣的系列人物，象徵著我們中華民族精神內省的核心驅動力。
英雄們個人的犧牲精神和笑對死亡的大無畏，成為我們民族精神最寶貴的財富，並且豐富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終極體驗。
這種冒死不顧、為義殉身的宏大景象，極大拓展了作為偉大民族的想象力和視野，已經定格為統一的大一統民族國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臘哲學家伊庇克泰圖斯講過：“……倫理的力量，能夠而且必將產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覺……只有一種途徑能抵達幸福的彼岸，這就是超脫所有道德中立的價值觀。”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無法超脫和超越的。戰爭中的紅塵世界遍是陷阱與屠坑，肉身破滅與精神超越正是考驗勇氣和道德的最佳試金石。
死亡，對於每個人來講，都是無法逃遁的。大無畏的犧牲和求死渴望，成為永恆者光榮的涅槃。而眷戀貪生的依順，成為變節者和貳臣的邪惡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