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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12月10日,沙定洲夫婦到了黔國公府邸,三拜未畢,即從靴子中取出明晃晃的匕首,各掄雙刀飛舞,格殺沐天波的衙役和僕人數人。同時,他埋伏在城內外計程車兵同時向黔國公府殺來,整個昆明城迅速被亂兵佔領。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沐天波根本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情急之下,幾個貼身衛士拼死保他從院牆一個秘道逃出,當時他身無別物,只有黔國公的官印和世爵鐵券。
幸虧祿永命、龍在田等土司忠心耿耿,沐天波得命逃往楚雄。但是,其母其妻,皆未能逃出,驚惶之餘,兩個婦人怕受辱,在尼庵自焚而死。沐氏家族,一時間慘遭荼毒。
進據沐天波府第後,沙定洲喜出望外,府中所藏之富,超出想象。不僅佛頂石、丹砂、琥珀等珍寶充楹,白銀和赤金大錠皆論筐裝,每筐百斤,“藏以高板”,一板有五十筐,共有二百多庫,其他珍奇異寶不計其數。
世守雲南二百多年,沐氏家族富可敵國。
沙定洲、萬氏夫婦樂得合不攏嘴,出於土財主心理,他立刻命人不停搬運,全部裝載送回自己老窩。幹完這些,他才想如何做他的“雲南王”。
沙定洲佔領昆明,明朝的雲南巡撫吳兆元等三司官員皆被劫持。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沙定洲又拘禁了在昆明的在籍東閣大學士(隆武朝任命)王錫袞,並以吳兆元、王錫袞的名義給當時的南明隆武政權上疏,奏稱沐天波造反,而沙定洲是率兵“平叛”。
路途迢迢,隆武朝君臣根本不知就裡,馬上下旨要沙定洲一定擒殺“叛賊”。後來,得知沙定洲造反的事實,隆武朝廷不敢深究,只下旨讓沐天波等人上書彙報情況,並沒有發出討伐沙定洲的詔旨。這樣一來,就變相承認了沙定洲在雲南的統治權。
大學士王錫袞被軟禁在昆明貢院,沙定洲派人向他出示以他名義對隆武帝的疏奏。王先生大恨,矢口痛罵沙定洲為“叛賊”,提筆寫下《風節亭恭紀》等文,揭發沙定洲謀反實情。《明史》上講王錫袞“居數日,竟卒”,看上去好像是病死,其實是被沙定洲派人殺死。這位王大學士是雲南祿豐人,天啟年間進士,崇禎朝當過禮部左侍郎,多次進獻忠言,後任吏部尚書,任皇帝的講筵官。崇禎十六年,王大學士因母親病死,回鄉丁憂。不料想,他離京不久,崇禎帝自縊。情急之下,他到昆明想提兵入閩去贊擁隆武帝,偏遇沙定洲謀反,壯志未酬,慘遭殺害。
雲南全境,如今基本處於沙定洲掌握之下。他依循從前沐天波的口吻,自稱“總府”,儼以雲南王自居。當下之急,沙定洲就是要消滅沐天波本人以及在楚雄的明官楊畏知和少數支援沐氏家族的土司力量。
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沙定洲的“雲南王”美夢,忽然間被竄至的大西軍餘部粉碎。
張獻忠死後,大西軍餘部群龍無首,既畏清軍,又不能再竄回長江流域與南明軍隊交手,思來想去,困獸猶鬥的心志,只能迫使這支“流賊”軍隊往重慶方向突圍。
南明的曾英所統明軍打不過這支“大西”殘軍,連連敗退。在孫可望指揮下,大西軍順利入黔,佔領貴州,獲得了難得的喘息。正是在休整期間,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等人仔細“反思”,達成共識,認為他們再也不能像張大王在世時那樣殺人搶劫,合擊後,他們殺掉仍舊堅守張獻忠“凡是不順我者殺,凡是順我者亦殺”政策的“宰相”汪兆齡和張獻忠偽皇后,採取四將軍“共和制”,希望另起爐灶,打出一片新天地。
大西“宰相”汪兆齡確實該殺。張獻忠離蜀前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歸根結底,他是幕後總策劃。他勸張獻忠:“皇上您汗馬血戰,終得蜀地。但蜀人不懷德,不畏威,屢撫屢叛,是蜀人負皇上,非皇上負蜀人。如今棄蜀奔秦(陝西),說不定會有人趁機據蜀為王……不如將成都人盡數殺盡,四道州縣之人,另行分剿屠滅,而宮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項羽燒阿房宮),使千里蜀地成為廢墟。萬井無煙,空地難留,可使後來據蜀地者,有土無人,勢難久留。皇上您收復中原後,先在長安正位,然後再驅他省人民入蜀,以實戶口,如此,不勞而獲,大功易收。”
一席話,當時說得張獻忠哈哈大笑:“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難逃!殺!殺!殺!”由此,才引致了大西軍後期在蜀地盡殲蜀民的行動。所以,汪兆齡之惡,甚於張獻忠。
貴州民貧地瘠,長駐不是耐久之事。眾將正痛苦思慮間,天下摔下大餡餅——雲南沙定洲“謀反”。來通風報信的不是別人,正是雲南石屏土司龍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