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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險刻之人。北京的崇禎太子是真,他們力稱是假,殺之;南京的太子是假,他們反而當眾聲稱是真,做過“道具”後,押往北京,秘殺之。真真假假,依時局而定,真是大陰之心!
縱觀“南渡三案”,離奇曲折,很簡單的事,愈演愈烈,究其原由,最主要是弘光君臣腐敗,小人在朝,民心不附。
弘光一朝,文恬武嬉,腐敗成風。國難當頭,南都士大夫徹夜飲酒觀戲,歡呼雀躍,百倍奢侈安樂於承平之時,毫無失君亡國之痛,只有麻木不仁恬然安樂之心。同時,為了支付鉅額軍費開支,南京小朝廷大肆搜刮敲骨榨油,時時加派,四鎮四處搶掠,竟公開聲稱“奉命打糧”,最終使得社會矛盾愈演愈烈。
“太子案”的最大後果,是引至左良玉的起兵南下,上演南明弘光朝最大的窩裡鬥。
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弘光朝廷還就崇禎帝的廟號和諡號之事爭論不休。
弘光帝繼位後,為崇禎帝所上的廟號是“思宗”烈皇帝,大臣趙之龍認為這個廟號不是太好,上奏要求改動。弘光帝不許。
最後,禮部官員餘煜據理力爭:
按諡法:道德純一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先帝(指崇禎帝)憂勤十七年,念念欲為堯、舜者也,遭家不造,亂階頻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於欺君,率致誤國,於先帝何咎焉?道德純一則似泛,追悔前過則似譏,於覲揚無當也。且唐、宋以來,未有諡“思”者。周之思王、漢之後主,闇弱何足述乎!
諡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國破家亡,以身殉國,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諡法之謂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漢之昭烈、魏之烈宗、唐之光烈帝,未嘗殉難也。他日書之史冊,將按諡法乎,不按諡法乎?故曰“思”、“烈”二字舉誤也。
然則諡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考訂古今,不得已而擬其似,當諡曰毅宗正皇帝。
所言義正辭嚴,心懷鬼胎的弘光帝不得不下詔批准。
可見,如此不急之務,弘光君臣還反反覆覆這麼多來回。
八十萬眾齊渡江
——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的反叛
左良玉與弘光朝權臣馬士英的矛盾,其實也可以追溯到“黨爭”的源頭。
最初提拔左良玉為副總兵的文臣侯恂,本人就是東林黨人(這位侯恂,現在的讀者可能不知道,他兒子就是孔尚任所撰傳奇劇本《桃花扇》的男主角侯方域)。左良玉最早在遼東當兵時,因搶劫軍裝曾被判死罪,同案的哥們一人當罪,他就被減死免去都司之職。左良玉昌平再投軍,侯恂時任昌平總督,對他信用有加,二人之間的“私恩”,正是彼時結下。
出於門戶敏感私見,馬士英、阮大鋮等人,自然害怕左良玉是東林黨的隊伍。其實,東林黨根本指揮不動左良玉。
弘光帝繼位初,由於左良玉見事起倉猝,自己又沒得參與“策立”,很不情願,不想拜受新帝詔命。還是多虧以兵部侍郎身份督軍江西的袁繼鹹以及湖廣巡撫何騰蛟苦勸,左良玉才勉強承認弘光帝。
欲向江南爭半壁(25)
當時的南明,論軍事實力,左良玉手下兵源最廣,有八十萬眾,號稱百萬,閱兵之時,武昌諸山旗幟飄揚,山谷皆漫,遠望天邊無沿。但是,由於他手下兵丁皆是昔日的“群賊”,非常不好統領。
這支大軍,人心不齊,各自思變,如果馭之以忠,導之以禮,就是一支鐵軍;假使主帥本人三心二意,居心叵測,這支其實如散沙暫聚的大部隊,很可能有樣學樣,層層造反。
在弘光帝初繼位不久,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受左良玉之託去南謁新帝,實際上是入朝觀察弘光帝的意願,為左良玉當探子。
黃澍此人,是明末那種愛出風頭計程車大夫,自恃背後有八十萬左軍撐腰,所以才敢於當著滿朝文武的面痛斥馬士英是奸臣,對老馬大嘴巴狠抽,又用手中笏猛砸,差點斷送馬士英的政治生命。
當時,馬士英說服弘光帝而得以還朝後,自然要報復黃澍,便派一個與其有私怨的人上告他受賄,據此免了黃澍的官職,還派錦衣衛要逮捕他入獄。
關鍵時刻,左良玉以“兵亂欲南下索餉”為名,向馬士英施壓,最終弘光朝廷沒敢逮人。
黃澍跑入左良玉軍中進行“政治避難”。
別看黃澍痛打痛罵馬士英一番表演賣力,其人實際上不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