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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朝亡，天下亡，鄭氏能在一隅海島保全大明衣冠數十年，誠為良可讚歎之事，決非能簡單以“割據一方”四個字給臺灣的鄭氏下定論。
“國姓爺”的私心（12）
連“我大清”的“聖祖仁皇帝”康熙本人都讚歎這位敵手：“鄭成功，真乃明朝忠臣，非為朕之亂臣賊子！”
鄭成功懷故主之恩、守孤臣之節，一直恥為亡虜，磊磊落落，不事二朝，確為奇男子，大丈夫！
反觀施琅，降而復叛，叛而又降，為清廷充當鷹犬，攻破明朝遣民心中最後一個心理堡壘臺灣，這絕對不是現在小文人所稱的“順應歷史潮流”。
所以，施琅是個度量偏狹、認賊作父、反噬成仇的典型人物。
歷史，不僅要用所謂的當代眼光去看，也要具體從歷史高度去看。
倘以成敗論英雄，施琅肯定是英雄。
如果自道德倫理的高度審視歷史人物，施琅不過是個心理卑汙的投效小人，包衣奴才！
弓弦一鉸送君王（1）
——永曆政權的終結
一世雄傑的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即使在他最恐怖的夢魘中，肯定預料不到，大明建國二百多年後，他的皇裔聖種朱由榔，會喪家犬一樣，流落到蠻荒緬甸，渡過他人生最艱苦的歲月。
緬甸，在《明史》中，並非能側身於《外國傳》中，這個蕞爾小邦，只列於《雲南土司傳》的最後一編。
洪武二十七年，緬酋上貢，明朝設緬中宣慰使司。永樂元年，明廷又設定緬甸宣慰使司。所以，最早緬甸有二個宣慰使，皆是當地土酋，二百多年內向大明入貢不絕。
從明初到天啟年間，緬甸對雲南邊地時有侵襲擾，特別是萬曆年間，屢生兵端，但這個土邦倒是一直奉明正朔，受明朝黔國公沐氏家族的“直轄”。
深入荒蠻群山中的蕞爾小邦，做夢也想不到，一夜之間，天上會掉下來個“朱皇帝”。
1659年（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守衛緬關的緬甸蠻兵發現，有兩千多服色鮮明、臉色難看、行色匆匆的明朝人，或文或武，或步或馬，擁簇著一個明黃大轎，忽然出現在關門之外。
派出通事（翻譯）一打聽，方知來人一行非同小可，乃大明堂堂天子，“永曆皇帝”。
世事如斯難逆料。
窮山惡水，競困真龍！
註定要凝固的“歡樂”——永曆君臣的昆明大撤退
孫可望勢力泡沫般的崩潰，使得李定國，永曆帝等人一時間忘乎所以，覺得西南之地，大可安樂平靜。
永曆君臣沒把進取或者恢復當作要務，反而在昆明城內慶功發賞，升官許願，歌舞昇平，上至君王下至重臣，沒有任何憂患意識。
永曆朝臣中的兩個官員，高績和金簡，很感憂心忡忡，向李定國等人進諫：“今內患雖除（指孫可望），外憂方大。清軍一直屯兵虎視，等我內鬥方酣之時，很可能突然進擊。我們如今情形，恰似酣歌於漏舟之中，熟睡於積薪之上，良可堪憂！二位王爺兵略頗悉，怎可懈怡如此！”
如此苦勸良言，李定國竟然聽不進去，並向永曆帝告狀，二臣幾乎捱到杖責。
要說李定國完全沉浸在“勝利”中沒想事，也不盡然。當時，他主要的想法是攘外先安內，把注意力放在孫可望心腹部將王自奇、張明志等人身上。這幾個人擁兵於楚雄、永昌一帶，很讓李定國放心不下。
於是，他親自率軍，迢迢跋涉，進攻永昌的王自奇。
眾寡不敵之下，王自奇敗走騰越（今雲南騰衝），窮途自刎。張明志見情勢不妙，請降受撫，總算少了一番折騰內鬥。
從對明朝的忠誠角度方面講，李定國絕對沒有問題。他曾這樣對手下人講過：“曹操、司馬懿有戡亂之才，喋血百戰，摧大敵，扶弱主，如果他們博取萬世美名，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但他們一念之差，篡人國家，猶持黃金換死鐵，落得後人笑罵，直是太不值得！”
如此價值觀，保證了他對明王朝的絕對忠誠。
擊走孫可望之後，李定國本人有所膨脹，開始對劉文秀表現出排擠的態度，否決他請永曆帝移駕貴陽的建議，並把他從前線召回，卸其軍權。同時，李定國把在邊諸將皆招回昆明，論功分兵，多寡不一。不料，清軍猝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所以導致日後的兵敗如山倒。
為此，劉文秀對手下講，“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家！”雖然把李定國和孫可望相提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