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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西方世界的歷史記錄中，也對源自於匈奴的疾病有相當篇幅的描述。弗雷德裡克·卡特賴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譯本為《疾病改變歷史》）中稱：“公元一世紀末時，一個殘忍好戰的民族出現了。他們來自蒙古地區，橫掃大草原直至歐洲東南。他們從中國以北地區出發，可能是被疾病或饑荒驅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些騎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帶來了新的傳染病，造成了被歷史學家稱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
在東方，是遠征歸鄉的戰士，把來自異域的傳染性疾病，帶回了本土。而在西方，則是來自東北亞草原的入侵者帶來了傳染性疾病。從未接觸過這些異域病毒的居民，缺乏抗體基因，對此毫無抵禦能力，因此大量地染病、死亡。
靈帝時代，中國曾於公元一七一年、一七三年、一七九年、一八二年、一八五年五次爆發流行瘟疫。而在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也正被公元一六四年至一八九年間流行的多場瘟疫所威脅。這一系列疫症，被稱作“蓋倫醫生疫病”。
蓋倫醫生的名字之所以和這場大瘟疫聯絡在一起，不僅僅是因為他躲過了這場致命的傳染性疾病，還因為他留下了對這場瘟疫的描述。卡特賴特寫道：“這種疾病初起的症狀是發高燒，嘴和喉嚨發炎，口渴異常並且腹瀉。蓋倫還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乾燥的，有些化了膿。他推測許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這些地方與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處，但無疑疾病源自東方並且使人的面板化膿。”一八零年，連羅馬皇帝馬可·奧略留也在這場瘟疫中死亡。一八九年，這場疾病又一次侵襲羅馬城，高峰期一天就死了兩千多人。
這一系列幾乎同時發生於歐亞大陸兩端的致命瘟疫，對東西方的歷史程序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卡特賴特對這些瘟疫的評價是：“除了毀滅羅馬帝國以外，公元頭三個世紀的瘟疫還產生了兩個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假如羅馬帝國不是在基督教誕生後的一些年中受到無法治癒的疾病的打擊，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會成為現在這樣的形式。再者，假如醫學不是落入基督教會的控制之下，那麼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一千年間的醫學史就會完全不一樣。”卡特賴特將瘟疫對宗教歷史和醫學本身的影響聯絡在了一起。
在東方，這場大瘟疫同樣造成了類似的後果。
一方面，這場瘟疫削弱了東漢王朝，並導致異族紛紛進入帝國的疆域填補空隙，從而引起“五胡亂華”的大亂局。這場瘟疫還在此後不斷折磨著據有中原的各個王朝，並結合其他動亂因素，使這個疆域廣闊的帝國沉默數百年之久，直到唐朝才再一次煥發出勃勃生機。
另一方面，這場致命的瘟疫使得人們無法從現實中得到希望與幫助，轉而向宗教信仰尋求解脫，從而導致一系列宗教思想在這片土地上的大發展。各種各樣的宗教流派蔓延開來，其宗教領袖中也不乏胸懷天下野望的傢伙。
於是，天下變得愈發好玩起來。
張角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他僥倖逃脫了疾病的魔爪，並趁機以醫生的身份傳播“太平道”的思想。在那樣的時代裡，能治好病的醫生自然是備受人尊敬的，因此張角能在短短十餘年間收納數十萬弟子，這絕不是歷史的偶然。
早在傳道之初，張角便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似乎治病的手段也頗說得過去。他派出自己的八個得意弟子，周遊四方傳播“太平道”，信徒頗多，甚至宮中的宦官，也有人信奉大賢良師。
張角將自己的徒眾分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由一名渠帥負責統帥，成為地下軍事化組織。經過十餘年的經營，太平道已經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然而要想改朝換代，僅僅只有力量還不夠，還得要有“天命”的眷顧。
《尚書》說得好，“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命”的眷顧，也不過就是輿論導向罷了。按當時流行的“五德始終”學說，漢朝是火德，尚赤色，將取代火德的，則是黃色的土德。因此《太平經》宣揚“赤德氣盡，黃德當興”，“火德銷盡，土德當代”。所以張角自以為“黃天”，而《太平經》又以“甲子為初始”，有除舊佈新之意，故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宣傳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