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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法家談制度、兵家談徵伐、道家講無為、農家談力耕……從思想上，技術上開列出了許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來，也具有相當的價值。
然而大一統帝國，也最怕沒有統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鬧出大亂子的。秦始皇簡單粗暴地採取了焚書坑儒的辦法統一思想——可是歷史證明，這也只是鴕鳥邏輯罷了，沒能真正解決問題。
秦始皇僅憑經驗治國，並未給他的繼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論，加之秦二世庸碌無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潰了。
然而初起的漢王朝，在這一點上也強不到哪裡去，漢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經驗主義”，甚至還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給子孫留下禍患無窮的“七國之亂”。
惠、文、景三代，休養生息之餘，開始反思治國的條理，廢“挾書律”，把《春秋》、《尚書》等歷史文獻找出來重新整理，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審視和學習它們——這就是儒學興盛的歷史背景。
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終於確立了統治地位，在未來的兩千年中成為統治國家的指導思想，在西漢一朝，則先表現為“公羊學”的興起，後表現為“純儒學”的鼎盛。
宣帝、元帝間，正是儒家思想甚囂塵上的時代，各種依託於儒家基本理論的奇思妙想層出不窮——這不奇怪，“刑”“名”之學本來就是“公羊學”理論與世俗統治相結合的關鍵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論薰陶至深，到了行為做事都要拿著書本對照一下的地步——這就走上了極端——從辯證地接受儒家理論的“公羊學”，跳到了盲從於儒家理論的“純儒學”。
他父親宣帝對此不以為然，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當時稚嫩的儒家思想雖然佔據上風，理論上也確有可取之處，但其本身還處在與世俗政權的磨合過程中，一些激進的倡導，雖然託名於古之聖人，但是非對錯還需要用實踐去驗證。
治理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又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鑑，當時的人們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實驗；既然是探索、實驗，自然免不了會有失敗；一個王朝統治的失敗，自然得有人為此負責，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我們應該反思，我們從這些失敗的探索和實驗中，得到了什麼？
接下來的歷史會告訴我們，走一條未經開闢的道路，是多麼的艱難！
大一統時代初期，人們認為新時代應該有新秩序，不再以“父傳子，家天下”為天經地義，“禪讓”之說流行一時。
早在漢昭帝時，就有儒者眭弘因災異向皇帝上書，建議他：“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議皇帝讓賢，自己去當縣長。
宣帝時，還有一位蓋寬饒先生也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四序之運，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在後世儒家學者看來，這簡直是離經叛道，不可與聞了，然而在當時，這是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堯、舜、禹三代禪讓的例子，不是在《尚書》中傳為佳話麼，我們為什麼不應該效仿？
單憑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說古中國沒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團漆黑的專制——我們欠缺的，只是對“德先生”的合理理解罷了。
可這位眭弘先生運氣不好，碰上了霍光輔政。霍光先生怕人家誤會是他自己造輿論想篡權，為了避嫌，就把眭弘殺了，但他並不是當真反對眭弘的思想。
然而霍光不敢做的事，還就真有人敢做。數十年後，一個叫王莽的外戚子弟，在一片禪讓的呼聲中，接過了漢朝的符命。
他就是那個倒黴的實驗者。
二、王莽篡漢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正是傳統意義上的“外戚”。
關於王氏一族的起源，王莽在《自本》裡說道：“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以媯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所以王莽以虞舜為皇祖考。
雖然出身外戚，並不算光彩，但王莽本人，確實是當時外戚諸子弟中出類拔萃的人物。
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