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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窪的農民霍家忠,同光山9戶農民在商城縣城南關開設了一個“同盛祥”布行,專門銷售光山土布。由於當時戰局緊張,同盛祥便把布行所存土布轉移到商城縣第二區徐家堰存放。此時遠離後方的20萬劉鄧大軍(筆誤,實為10多萬)指戰員急需製作禦寒棉衣,劉鄧首長為減少後方的長途運輸,在當時物資極為緊張的情況下,便向當地群眾借了部分土布,借布證就是當時劉鄧大軍向霍家忠借布的證據。
借物證長厘米,寬厘米,正面鉛字印刷,有墨印宋體字和毛筆墨寫行書字12行,共129字。借物證上的有關借物事項具文清楚,所借物品為“白土布陸佰叄拾貳疋,計卅捆”,並說明了“每疋為卅方尺”。借物地點“商城縣第二區徐家堰村民戶同盛祥”;借物單位“晉冀魯豫戰地委員會”;“經手人陳三記”,並有陳的簽名蓋章。證上還有三條說明:“一、此證以戶為單位開給;二、斤(尺)數以市稱(尺)為標準,借啥寫啥不折合;三、被借戶持此證向當地縣區政府抵交公糧(物)。”借物時間:“中華民國卅六年九月九日”。總編號為19453,並有聯戳裁封印封號。
1984年,光山縣在文物普查中,農民霍家忠拿出借物證交普查工作組人員看後,普查人員及時向縣委、縣政府作了彙報,縣領導同志非常重視借物證的處理工作,並組織了借物調查處理小組。經調查核實該證後,縣政府根據上級有關規定,批准按高於當時市場白土布價格還清所借之物。縣財政局依證將所借632疋白土布,摺合人民幣6388元,一次還清借物原主。
小小借物證,記載著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親情,也記載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風紀和人民群眾支援革命戰爭的真情,更記載著劉鄧首長率軍的宏謀大略。
一紙借物證雖不是金質玉地,但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它將是大別山人永遠傳頌的一段佳話。
原十七旅作戰科長梅琪回憶說:
我本來就對去團風“背布”有意見,但還是服從大局,從團風出來時,自己肩上也扛了兩塊布。團風的布店,基本上都給解放軍拿光了,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只要家裡還有點布,也被“借走”了。我看著扛著五顏六色各種布匹的戰士,不禁發了一句牢騷:“這樣做對解放軍的形象不好,好像解放軍過不了冬天一樣。我們的名聲就換了這幾塊布,實在不值得!”縱隊偵察科長楊毅正好路過這裡,說我是“右傾”,回去以後,把這件事向縱隊進行了彙報。李德生聽說後,把我叫去,問我是不是有這事。我心想,說我右傾就右傾吧,反正自己就是有看法。我對李德生說:“是有這事,我就是這麼看的。”然後就等著旅長熊我。李德生這人很開明,也很愛護部下,他對我說:“你這只是發表個人看法,不是右傾,別背思想包袱。”我這才鬆了口氣,但這件事還沒完,等到出了大別山,在葉縣整黨時,有人又提出了這件事情,好在李德生沒說什麼,我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也就過關了。
十七旅回來後,把布匹上交縱隊,分給了各個旅。
十六旅作戰科副科長唐永舜也有點想不通。那天他在值班,部隊回來後,分給他一條被面,還是絲綢的。唐永舜感到很奇怪,拿著被面跑去問參謀長賴光勳:“這是哪個部隊搞來的?”賴光勳說:“是十七旅打了團風搞來的,有什麼事?”唐永舜脫口而出:“十七旅旅長是怎麼帶部隊的?這不是像土匪一樣嗎?”賴光勳說:“你可別這麼說,杜政委還派人跟著呢!”杜政委派人跟著都沒說什麼,唐永舜當然也不好再說什麼了。賴光勳看了看他,又說:“你也別想不通,你不用老百姓的東西怎麼辦?只能餓死凍死,這樣做也是沒辦法的,困難都是暫時的,到時候,我們會賠償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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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地講,十七旅到團風“背布”,紀律還是要求很嚴的。李德生規定,除了布,什麼東西都不能拿。各個團也是這樣執行的。四十九團二連副連長拿了老鄉一個手電筒,苟在合知道後,第二天就在全團召開大會,把這名副連長叫上來,狠狠地批評了一頓,當場給他一個處分。
也有人說,十七旅到團風“背布”,這件事鬧得中央都知道了,毛澤東很不滿意。鄧小平主動把這事承擔起來了,受了批評。這不是沒有可能,國民黨是不會放過一切機會汙衊共產黨的,這次也同樣不例外,不遺餘力地開動宣傳機器,在報刊上大肆宣揚“###到處搶棉布”,還在大別山的牆上到處刷上標語:“八路八路,光要洋布”、“八路八路,抽板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