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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軍是11月接替友軍防務的，不久打了一仗。部隊總結休整期間，在軍長傅全有的指示下，我終於能夠輪戰上前線了，12月我帶領軍機關5位同志來到位於雲南省文山州麻立坡縣的落水洞——我們軍的作戰指揮部。
到指揮部的那天晚餐後，軍長派警衛員馬立雲來找我，當時他腰疼病復發，躺在床上。見面後，傅軍長第一句話就是：“沈參謀，是我把你調到前線來的，你那篇《論捕捉戰機》的主要觀點我抄在本子上，對我指揮作戰很有啟示。”他的一席話，立刻使我興奮異常。
《論捕捉戰機》這篇文章主要談了三個觀點，一是研究了戰機的六個特性：巧、隱、短、少、小、變；二是研究如何發現戰機：時時留心，過細觀察，正確判斷；三是研究如何捕捉戰機：及時控馭，迅速決斷，果斷行動。這篇文章在當時的學術界的確很有影響。我透過研究古今中外戰史得出一個結論：善於捕捉戰機的將領，每每能指揮打勝仗；反之，則屢屢吃敗仗。
那一次，我們聊到很晚。
在前線那些日子，尤其是我所處的位置，使我對戰爭有了很深切的感性認識，極大地提升了對戰爭研究的能力和水平。1984…1985年，我發表了47篇文章，絕大部分是來自於這場戰爭的實踐，最重要成果是孕育了資訊戰理論的誕生。《戰友，請審視一下自己的本領寄自前線某團的調查報告》，發表在1995年5月29日的《解放軍報》上，對以往訓練中的薄弱環節進行了深刻反思，如體能訓練，土工作業，排雷技術，自救互救等平時不起眼的課目，在戰時卻用途很大，解放軍報社還為此文配發了一篇《照照鏡子》的編後語。文章發表後，對部隊的軍事訓練，尤其是輪戰部隊的臨戰訓練啟示很大。《“兩山”作戰縱橫談成都軍區司令員傅全有答本報通訊員問》、《敵軍進攻戰術的四個變化》等文章，對正在進行的邊境戰爭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戰爭研究與其它研究最大的區別是：先進的理論都是以實踐性作支撐的，甚至是以鮮血和生命作代價的。
當今美軍為何能矗立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潮頭，能夠不斷地創造新式理論、鍛造新式軍隊、打贏新式戰爭，最關鍵一條，是美軍有不斷的戰爭實踐，以及來自於這種新戰爭實踐中的深刻思考和標新立異。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難以彌補的缺陷，當今活躍在戰爭研究領域的學者們，有幾個真切體驗過戰爭的藝術性和殘酷性呢，畢竟解放軍已20年無戰事了。歷史上，優秀軍事學術的創立者們，哪一個不是親歷血與火的戰爭洗禮，我們的學者只能從電視上、資料上來感受戰爭，那與看電影電視劇、看小說圖書沒有多大區別，那是被加工了、藝術化了、甚至美化了的戰爭，我們的軍事學術如果建立在這種認識基礎之上，實在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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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爭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尤其是我們進行的邊境自衛作戰，不僅受地理、國界等限制，還要受外交、政治的制約，既是一場軍事仗，還是一場外交仗、政治仗。軍事與外交、政治的關係是區域性與全域性的關係，區域性要服從全域性，軍事要以外交、###的需要為需要。諸如作戰時機的選擇，作戰方式的運用等，既要考慮軍事的需要，更要考慮外交、政治的需要。如果從軍事角度看是可行的，但從外交、政治全域性看是不利的，就必須“見利不趨”，不能因小失大，捨本求末。相反，從軍事角度看是不利的，而從外交、政治全域性看卻有必要，就要顧全大局，服從外交、政治的需要。軍隊作戰要做到這樣的境界是很困難的，但又是必須的，軍隊必竟是國家的機器。天時、地利、人和，是講究戰爭的環境因素。有時為了外交、政治的需要，卻往往是反環境因素進行作戰。
在我國，戰爭服從於政治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全球範圍看，對於戰爭是否是政治的繼續的爭論經歷了半個多世紀。20世紀80年代，中國軍事學術界一度也就這個話題展開過激烈討論。
這場討論對我個人的戰爭觀的形成是有極大影響的。我在15年前出版的《資訊戰》中發表過自己的看法：“戰爭可以是政治的繼續，包括核戰爭，但不一定所有戰爭都是政治的繼續，隨著資訊戰的崛起，確實存在著不帶任何政治目的的戰爭。無論從戰爭的根源分析，還是從其後果分析，戰爭都具有兩重性——政治的繼續和非政治的繼續。”
如果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能否把戰爭僅侷限於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而不要傷及百姓。我在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戰爭論》中寫過這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