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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遏制新的戰爭惡魔肆虐人類，創造有利於和平與發展的國際安全環境。我們要有打贏的能力，要有打贏的準備，才有可能實現遏制的目的。力量只有在相互制約中才能達到平衡，而力量的平衡才是國際安全環境的基礎。今天來看，這樣的認識不僅對我的資訊戰研究有極大的幫助，尤其對提升自己的思維層次有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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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功夫
從奧地利回國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國防大學學報》都對我的活動進行了報道。我將演講稿修改後，1999年2月2日《解放軍報》以《遏制資訊戰知識軍事的重大使命》為題予以發表，當年第6期《新華文摘》予以轉載，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看到這篇演講後請我去作講座，記得是1999年3月的一天。
實事求是地說，我的語言表達能力是極其差的，這與我長期作秘書和參謀工作有關，想法觀點的表述是筆而不是嘴，也有我性格和生理上的弱點，最不願意在廣庭大眾下高談闊論了。記得1995年底在河北石家莊的解放軍陸軍學院舉辦的新軍事革命研討會上，只談了5鍾，是關於虛擬戰爭的話題，當時想好一大堆話，但一張口就語塞，甚至語無侖次。後來李煩彥老師委惋地指出我這個缺陷。
在奧地利發表演講以前，我只經歷過三次學術演講：第一次是1996年初在北京的空軍的一個研究所談資訊戰課題，談了近3個小時，這個所的幾位同志曾於1994年寫出了我國第二本資訊戰專著《高技術條件下資訊戰》。那次人並不多，走上講臺心跳就加劇，開講後擬製不住嗦嗦發抖的雙手，弄得講演稿發出很大的響聲，根本不懂得控制會場，不敢看臺下的聽眾，只顧埋頭念稿子。第二次就是1998年4月受李乾元上將的邀請到蘭州軍區機關作《迎接當今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偉大挑戰，實現機械化戰爭向資訊戰的歷史跨越》的演講，當時在座李乾元上將是蘭州軍區的參謀長，郭伯雄上將是蘭州軍區的司令員，這次演講用了3個多小時。這次演講的錄影我還儲存著，實在是很差勁。如自己感到很有意思的一個例子，可能會引來笑聲或掌聲，但透過我的嘴說出來卻是那麼沒勁。第三次是1998年6月到解放軍國防大學作《新的形勢，新的挑戰》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我才發現自已脫稿即興回答提問比念稿的能力強得多，這可以考驗自己的快速反應能力和激發自己的思維靈感。
演講是一門學問，更是一門表演藝術，需要天賦和技巧。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必定是一位成功的演說家，像列寧。我到過歐洲許多國家，他們告訴我，東歐劇變後，那些國家的新領導人大多是律師出身，口才都是一流的。當今西方的政治家在這個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才能，像克林頓退休後每年的演講費高達千萬美元。2001年是克林頓卸任的第一年，當年演講的收入是920萬美元。2002年克林頓在全世界共進行了60場收費演講達到950萬美元。克林頓演講收費標準並不是一刀切，而是內外有別，通常他在外國演講的收費要高於在美國國內演講的收費，在美國演講的標準收費是每場萬美元。克林頓單場演講收入的最高紀錄是在日本創下的，他在東京附近的一個城市為中學生進行的一場演講收費40萬美元。1989年，一家日本通訊公司為美國前總統里根的兩次僅20分鐘的演講支付了200萬美元。毫無疑問，美國離任總統的演講費是世界上最高的。這些政治家除了個人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顯赫地位外，他們的個人魅力是必不可少的，而口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素質。在政治舞臺上，一個政治家永遠是說得好比做得好、寫得好更重要，因為說得好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應該說，奧地利之行是我人生演講舞臺的轉折點，首先對演講的興趣有了極大的提升，其次演講的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當然我作演講是有選擇的，我不願嘮嘮叨叨重複自己的觀點，書上、文章中寫過的再炒炒冷飯，既耽誤大家的時間，又會養成惰性，扼殺理論創新的精神。所以，我很少外出演講、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而把每一次演講作為一次挑戰、一次重新學習的好機會，如果沒有新的想法是絕對不會去發言的。我一生中只參加過6次學術研討會：1981年在師司令部的學術討論會上作《談談戰鬥中團後方地域的配置》的發言，1995年石家莊陸軍學院談《虛擬戰爭》，1997年在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談《資訊戰》，1998年奧地利作《為遏制資訊戰而奮鬥的演講，2003年在國家廣電部談《傳媒領域成為資訊戰的前沿陣地》，2004年5月國家資訊保安戰略研討會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