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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帶領下，這些被迫歸國的留法勤工儉學生同上海交涉使署、中國寰球學生會、上海商會、各地同鄉會和報社等積極交涉，贏得了廣泛同情和聲援，迫使北洋政府作出讓步，同意由北京中法大學接收部分被迫歸國學生。
陳毅卻以嚴厲的眼光審視自己這一階段的鬥爭。
他說：“因為當代表，出入官府，晚上寫文章在報上發表，頗受一些讚揚，自己覺得很行，資產階級思想又有抬頭。”
1929年8月，陳毅第三次到上海。
1928年4月，陳毅與朱德帶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軍勝利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
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
陳毅先後任師長、軍委書記等職，並當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
這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一部來到井岡山，井岡山聲威更大。
1929年初，湘贛兩省敵軍分五路“會剿”井岡山，處境危急。
為了打破敵人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開會，決定彭德懷、滕代遠率領部分兵力守山，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尋機殲敵，以解井岡山之圍。
關於這次紅四軍主力出發贛南遊擊的情況，後來陳毅在上海寫給中央的報告中有詳細敘述。
他說：“1月14日，四軍軍部率二十八、三十一兩團及一特務營出發贛南遊擊，企圖擊破湘贛‘會剿’。
1月28日與贛軍三團戰於大餘，因當地無群眾組織，事前不知敵人向我進攻，以致倉促應戰，我軍未能全數集中，並因兵力壘積重疊於一線致失利。
我軍引退折回粵邊南雄界，取閩粵贛邊界轉至吉安、興國一帶，沿途皆兩省交界，紅軍沒有群眾幫助，行軍、宿營、偵探等事非常困難，敵人又有采輪班窮追政策，我軍為脫離敵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經過山嶺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復於平頂坳、崇山圩、圳下、瑞金四地連戰四次皆失利。
槍械雖未有大的損失，但官兵經過三十日左右之長途急行軍已屬難支，但仍能一致團結，奮勇直前，無怨言，從未發生叛變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團軍事行動之空前記錄。
至2月中旬（正月初一日），復與劉士毅師全部鏖戰於江西寧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從是日正午3時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將劉部全部完全擊潰，其團長肖致平、鍾桓被活捉，因不認識被逃去，得械八百餘支，俘虜數略同。
是役我軍以屢敗之餘作最後一擲，擊破強敵。
官兵在彈盡糧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最後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
後來得知井岡山失守，彭德懷、滕代遠率部突圍，朱德、毛澤東便率紅四軍主力在贛南、閩西開展工作。
敵情緩和以後，原有的一些矛盾，忽然變得突出起來。
下山以後，本來就存在集中好還是分散好的爭論，軍委和前委是否重疊，是否需要保留軍委等不同意見，恰巧這時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來信（後稱“二月來信”），要求紅四軍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紅軍，隱匿大的目標，以儲存紅軍和分散發動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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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情結（上）（2）
這封信更加大了原有的分歧，並引發了新的矛盾，使一部分主張分兵遊擊的人更有了口實。
這時，中共中央派劉安恭到達紅四軍，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和臨時軍委書記。
他剛從蘇聯回國，不瞭解紅軍的現狀和歷史，照搬蘇軍的一套。
在他主持的臨時軍委會上竟作出紅四軍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其他事的決定。
在湖雷召開的一次前委會上，兩種意見尖銳對立：一種意見：既有四軍，就要有軍委。
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必不可少的程式。
他們認為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傾向等等。
另一種意見：反對設立軍委。
贛南、閩西地方工作不多，領導工作的重心在軍隊，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沒有必要有了前委又設軍委而造成機構重疊，硬要成立軍委是向前委分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