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的非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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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毅定稿的這份書面報告，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疑難問題，9月17日報送周恩來總理後，受到高度重視，對中央的正確決策具有重要作用。

報告明確指出：“蘇修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最近蘇修變本加厲地製造反華輿論，公然對我進行核威脅，陰謀對我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想“依靠導彈和‘烏龜殼’，對我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但它下不了政治決心”，因為“對華作戰是有關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蘇修感到並無把握”。

“蘇修對侵華戰爭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帝的態度。”

美國“多次表示要同中國改善關係，這在尼克松訪問亞洲前後達到高潮”，“它對中、美可能聯合的擔心，增加了它大舉進攻我國的顧慮”，判定“蘇修不敢挑起反華大戰”。

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於“實用主義的需要”，“打出和談旗幟，藉此擺脫內外困境”，並“探詢我方意圖，作為蘇修決策的依據”，“特別是想利用對我國的反革命兩手政策，在同美帝的爭奪中，增加一點資本，求得一些主動”。

“周總理會見柯西金的訊息，轟動了全世界，使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戰略思想發生混亂”、“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鬥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都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

而中國“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也包括用談判方式進行鬥爭。

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

“蘇修要求舉行邊境會談，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復大使級會談，我也可以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覆。

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

陳毅還著重就開啟中美關係問題提出了他的設想。

他說，關於開啟中美關係問題，我考慮了很久。

華沙會談談了十幾年，毫無結果，現在即使恢復，也不會有什麼突破。

我們曾建議舉行中美外長會談才是解決像緩和和消除臺灣地區緊張局勢一類重大實質問題的切實可行途徑，卻被美國拒絕。

現在情況發生變化，尼克松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

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開啟中美關係，這就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

經過深思熟慮，陳毅為開啟中美關係，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合常規”的想法，把個人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在恢復華沙會談時，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階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不提先決條件。

只要舉行高階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

不提先決條件，並不意味著中國在臺灣問題上改變立場。

臺灣問題可以在高階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還可以商談其他帶戰略性的問題。

陳毅表示，他將把這些“不合常規”的想法當面向周恩來總理報告。

這的確是一些驚人的“不合常規”的想法。

那時中美不但沒有外交關係，而且中國一直視美國為最主要的敵人，美國把中國看成無法接近的“鐵幕”，恢復華沙會談已是相當不易了，舉行中美高階會談更是不敢想像。

使人難以置信的是，周恩來聽了陳毅當面說出這個“不合常規”的想法以後，竟大為驚喜，表示將用最快的速度報告毛澤東主席。

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的報告後，引起他深深的思考。

不久，他果斷作出決定：同意恢復華沙中美大使級談判；歡迎美國派人到中國來，尼克松本人來也歡迎。

1970年1月20日，中美大使在華沙中國駐波蘭大使館恢復談判。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協助，熊向暉以總理助理的名義參加。

會談取得了重大進展。

7月16日，雙方發表公告，宣佈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

正如陳毅所預言的，這一訊息引起全世界的震動。

這時，陳毅已經病重住院。

熊向暉特地趕到301醫院探望，欣喜地向他報告了中美關係的近況。

陳毅對中美關係終於開啟很高興。

他興奮地說：“尼克松為了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