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的非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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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能向他講反毛反劉的事情呢？相反你們（指饒與潘）兩個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臉，講笑話，非常親近。

後來處理這個問題時，你不指責潘漢年，要我指責潘漢年。

我做紅臉，我批評潘漢年，你裝做白臉，說潘漢年沒有什麼，他是個老同志，講話隨便。

來了這一套！潘漢年在下面反饒根本與我不相干。

我不向張雲逸、曾山、賴傳珠同志講，不向譚震林、黃克誠同志去講，對這些負實際責任的同志我不講，向潘漢年去講有什麼用呢？從這些關係看，饒完全是個陰謀：就是藉著反對潘漢年，有意無意地把這聯絡在我頭上。

表面上打潘，但是暗裡打在我頭上。”

陳毅當面責問饒漱石：你給中央的“電報說在醫院跟潘漢年密談。

既是密談，你又沒有參加，你怎麼曉得呢？難道密談還要找一個記錄？這完全是假想。”

饒漱石當著眾人承認說：陳毅與潘漢年在醫院密談，是他憑空想象；陳毅對潘漢年反對他未嚴加制止屬實，但說“支援”潘漢年起來反對他，並“證實”潘的種種論點，則是他的捏造；他所謂“下鄉調查”是有意讓事態擴大和收集炮彈，以便伺機發動對陳毅的鬥爭。

一貫提倡“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毛澤東，沒有偏聽偏信饒漱石的一面之詞。

那時他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誣告電報之外，至少還有陳毅的電報和潘漢年代眾人轉交的報告，對這次被稱之為黃花塘事件的是非曲直大致有個瞭解。

他很快去電對陳、饒二人作出了明確回答：陳毅同志，並告饒：（一）來電已悉。

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講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們希望陳來延安參加七大。

前次你們來電要求以一人來延，那時我們不知你們間不和情形，現既有此種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為許多黨內問題沒有講通。

如陳來延安參加七大，並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瞭黨的新作風及應作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歷史上重大問題，例如四中全會是錯誤的，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義，1938年武漢長江中央局時期王明宗派的新陳獨秀主義以及其他問題等，如對此問題充分明瞭，則一切不和均將冰釋，並對黨有極大利益……陳來延期間內職務由雲逸暫行代理，七大後仍回華中，並傳達七大方針。

以上提議請考慮見覆。

毛澤東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饒漱石不禁大失所望。

本想置陳毅於死地，叫他永不得翻身的，毛澤東卻說得輕巧，說事情“可以講通，可以改正的”。

更不能容忍的，本想把陳毅從新四軍趕走，毛澤東卻叫陳毅像劉少奇那樣去延安參加七大，明明白白地說“七大後仍回華中”。

更有甚者，居然還要由陳毅來“傳達七大方針”，他豈不成了延安來的中央代表了嗎？！饒漱石弄不清，事情何以弄到現在這步田地。

但他並不太失望，畢竟透過這次事件顯示了一次自己的力量，即便像陳毅這樣的“龐然大物”，最終也敗在自己手下，不得不暫時走路。

這確實收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此後不少人見了饒漱石都不禁心中發悚。

現在，他又在動新的心思，決不能讓陳毅去延安時走得體體面面，一定要叫他像打了敗仗一樣落荒而逃，以證明自己是惟一的勝利者，是一貫正確，絕對正確。

陳毅這時心明如鏡。

他手捧毛澤東的來示，心潮起伏：知我陳毅者，毛澤東也！天大的委屈對他來說也算不得什麼了。

想起延安的召喚，他心中充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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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斗住延安”（1）

與劉少奇離開新四軍軍部去延安相比，陳毅這次離開新四軍軍部的情景顯得冷冷清清，使人備感淒涼。

許多人都躲起來不見面了，只有少得可憐的幾個人前來送行。

這時的饒漱石不可一世，人們見他都須仰視，誰還敢對陳毅表示一點點親近。

有一本新四軍高階領導幹部的日記就客觀地反映了新四軍軍部許多人對陳毅的感情變化。

由於陳毅的崇高威望，先前許多人都親切地以“軍長”或以代號“一一”“五一”相稱，對饒漱石則直呼“小姚”，後來逐漸發生了變化。

這位領導幹部的日記行文記事時，對陳毅的稱呼由“軍長”、“一一”、“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