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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本來是想解決紅軍的建設問題,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提高部隊的政治素質。
但是,條件不成熟,認識不一,會上發生了爭論。
有些同志不習慣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強調“司令部對外”和軍官的權威,認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長制”,主張“走州過府”、擴大政治影響,不願做艱苦的建立根據地的工作。
這種意見佔了上風,結果把毛澤東同志擔任的前委書記給選掉了。
會後他離開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到閩西搞調查研究去了。
我被選舉當了前委書記。
說老實話,這件事我是有責任的。
當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責任。
我掛了幾天帥,感到自己不行。
事情就是這樣,你不在那個位子上幹不知道,一干前後一比較,就覺察出來了。
恰好這時中央通知我到上海開軍事會議……我把紅四軍的情況如實地向周恩來同志作了彙報,在與周恩來等同志的討論中認識到紅四軍離開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行,並根據恩來同志的意見,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
信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把毛澤東同志請回來,重新擔任前委書記。
回到部隊後,部隊正在廣東東江地區作戰,打梅縣,我就寫信去請毛澤東同志。
他明確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後才考慮復職,表現出很高的原則性。
這是事先我沒有完全想到的。
共產黨人就是要這個樣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則問題不讓步。
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是服氣的。
隨後我同他一起召開各種座談會,調查研究,聽取意見,討論如何落實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
12月,由我主持在上杭召開了古田會議,透過了毛澤東同志起草的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毛澤東同志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這件事我認為是辦得對的。
毛澤東同志和部隊上下皆大歡喜,我也很高興。
正確對待自己的缺點錯誤,知錯能改,正是陳毅的可貴之處。
5月21日,陳毅應召列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並被選定為黨的“七大”軍事報告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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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開(1)
饒漱石排擠陳毅的目的,是要陳毅這個新四軍軍長有名無實,最後實現自己獨攬華中大權的野心。
因此,他巴不得陳毅倒黴,從此銷聲匿跡。
但是,饒漱石這回事與願違:陳毅在延安不僅沒有倒黴,而且不時在許多公開場合露面,名聲比在華中時還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所取得的光輝業績舉世矚目,美國總統羅斯福從本國的利益出發,早想同真正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直接接觸。
經過中美雙方的多次磋商,最後徵得蔣介石的同意,得以實現“美軍觀察組”到延安考察瞭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力量。
美軍觀察組成員由美國史迪威將軍領導的中緬印戰區總指揮部的軍人和美國駐華使館人員組成,帶隊的為包瑞德上校,組員有戴維、謝偉思等。
在美軍觀察組之前,曾有一個21人組成的陣容龐大的中外記者團先期到達延安採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的情況,其成員除了15名知名的中國記者外,還有斯坦因、愛潑斯坦、福爾曼、武道、霍普金斯等一批外國記者和夏南漢神甫。
這些外國記者政治傾向各異:斯坦因、愛潑斯坦對中國人民友好,福爾曼為人嚴肅,對政治不感興趣,武道與國民黨宣傳部關係較密切,夏南漢對共產主義思想格格不入。
因此如何接待好這些人,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這個引人注目的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後,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熱情接待,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為他們設宴接風。
毛澤東告訴他們:你們是自由的,你們要看什麼就看什麼,要到哪去就到哪去,我們儘可能為你們提供方便,只望你們客觀報道這裡的一切。
美軍觀察組的謝偉思不失時機地對毛澤東提出要求:“我有許多話題願在你閒暇時和你交談,雖然其中沒有一件可以稱得上是公事的。”
毛澤東慨然應允:等一切安頓好以後,我們會有機會交換意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