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紙眉批(全本)

第3部分 (第2/4頁)

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考，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應該說，張之洞的主張既表達了中國人要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迫切感，又考慮到了派遣學生留學日本的諸多具體方便——“同文、同種、省費”。對最初派遣的留學生，張之洞給他們的臨別贈言是：“將來學成歸國，代國家效力，戴紅頂，做大官，可操券而獲！生等其勉之！”①由此可見，清朝對留學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著他們學成歸來，“戴紅頂，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發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朝廷大員們的設想進行。中國學生到了日本之後，眼界大開，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禮。同時，對照日本，他們愈加發現祖國的落後，產生了強烈的改造國家的願望。他們翻譯書籍，創辦雜誌，用學到的先進思想啟蒙國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夠的胸襟，它不願意看到留日學生鼓吹“憲政、*”等新思想，對留日學生進行嚴密的監控、防範和*。這些做法不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留學生在國外，控制起來畢竟不如在國內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學生與清廷之間的矛盾，促使留日學生幾乎一致地傾向了革命，成了後來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跌倒在變革的路上（3）

更關鍵的是，留學生的新思想在國內得到了響應。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學生黃尊三等一行60人抵達武昌，他們要在這裡拜別張之洞，然後啟程赴日留學。作為地方大員，張之洞要求學生們對他行跪拜之禮。這一要求遭到了學生們的拒絕。張之洞感到“很沒面子”，就下令對留學生“不放行”，試圖以此收到壓服之效。期間，湖南巡撫端方與張之洞反覆磋商，端方致電威脅學生：如敢對張之洞不敬，將取消其留學資格。學生們異常憤慨，表示寧肯不去留學，也不能犧牲人格尊嚴。雙方僵持，致使學生在武昌滯留了十天之久。後經多方斡旋，雙方接受了鞠躬之禮。接見之後，張之洞雖然以西餐宴請學生，但大家並不領情。針對此事，黃尊三在留學日記中寫道：“中國大官，只顧一己虛榮，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實屬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張香濤，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無論，思至此又未免可慨。”　這批學生日後不但沒有回國“戴紅頂，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會，成了“革命黨”，回國後乾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偉大事業。

張之洞與晚清留學生之間的互動關係非常耐人尋味。張之洞是促成中國學生去日本留學的一位重要的大員，按張之洞的理解，留日學生對他這位老前輩心存感激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清朝官員的心態是：希望“學”成為“官”的傳聲筒和應聲蟲，成為沒有頭腦、不會獨立思考、只會喊“喳”和“萬歲”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學生不這麼想，在他們眼裡，人格尊嚴比什麼都重要。高貴的頭顱和獨立的思考是“學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學者便不再是學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獲得賞賜，而學者靠獨立的思考和豐厚的學養贏得人們的尊重。這是有著本質的差別的。清廷希望透過新式教育培養出有著高超本領的忠臣孝子，可實際上，新式教育培養出來的人絕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貳臣逆子。

軍事改革也引發了與教育相似的效應。經過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兩件大事的刺激，清廷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組建新式軍隊的重要性。由此，朝廷命令各省改革兵制，取消舊式“武舉”，建立新式的武備學堂，組建擁有西方武器裝備和受過西式軍事訓練軍隊。這個想法本身是不錯的，可是對清朝來說卻隱藏著致命的危機。要訓練新軍，新式軍官就必須有相當的學識（這才能保證他們使用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接受先進的軍事思想），為此，清廷派遣一批人到日本學軍事，可是，這批人在日本學軍事的同時也接受了先進的思想，不再“忠君”了。結果，當辛亥革命發生時，原來屬於清朝的新軍大部分倒戈，站到了革命的一邊。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末新政也可算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三

清末新政之所以失控、為大清王朝培養“掘墓人”，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專制體制的弊端。晚清的統治階層在總體上是沒落的清廷皇族及*的官僚利益集團，這些人是專制政體的既得利益者。迫於內外的壓力，他們不得不發動清末新政，試圖透過改革來緩和社會矛盾，借增強國家實力之機來加強自己的威權，擴張自己的勢力。所以，這些人發動改革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富國強兵”，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