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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民語重心長的忠告，是充滿憂患意識的警告，也是開國元勳戰略智慧的結晶，是華盛頓一生鬥爭經驗的總結。
在華盛頓看來，外國勢力是有陰謀詭計的，一個自由的民族不僅應該對此保持警惕之心，而且還要加上“時刻”兩個字，要時刻保持著警惕之心，一刻都不能麻痺和放鬆。
當然，對外國勢力，對國際問題，不能只用“陰謀論”的觀點去看待，但是也不能只用“非陰謀論”的觀點去看待。這個世界是有陰謀詭計的，所以警惕之心是必須要有的，而且要像華盛頓要求美國人的那樣——時刻保持著警惕之心。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四章（12）
“俾斯麥陷阱”與“戴高樂統計”
在大國戰略競爭中，如同華盛頓所說的“外國勢力的陰謀詭計”，是常用不衰的。19世紀法德競爭中的“俾斯麥陷阱”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普魯士打敗了法國，法國的皇帝也做了俘虜。但是德國內部在對待法國的政策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德國首任駐法國大使哈里？馮？阿尼姆主張恢復法國的皇帝制度，而俾斯麥從孤立、混亂、削弱法國以使其以後難以與德國競爭的戰略目的出發，主張恢復法國的共和制。俾斯麥認為，一個不穩定的共和制政權，在君主制佔統治地位的歐洲將處於被隔離的孤立狀態。1872年，俾斯麥在一次奏文中指出：“對一個聯合的王朝歐洲來說，巴黎的火山（不穩定的共和政權）一點也不危險，它將自燃自熄。”俾斯麥堅持叫法國搞共和制，讓法國像一個不穩定的火山一樣整天進行*的噴發，陷於混亂和不穩定，這是一種最有利於德國的理想狀態。而哈里？馮？阿尼姆則頑固地堅持自己的意見，最後被撤職並且被指控犯有叛國罪。
俾斯麥的陰謀在70年之後，被戴高樂的統計清晰地揭示。戴高樂認為導致法國戰略性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戰前法國黨派尖銳鬥爭、內閣更替頻繁，造成國家渙散無力。正是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制導致了“1875—1940年的65年中，法國更換過102屆政府，而英國只更換過20屆政府，美國只更換過14任總統”。戴高樂多次看到，某個總理剛一上臺，就遭受無數的苛求和批評，“雖然竭盡全力也還是窮於應付，更談不到掌握全域性了。議會決不會支援他，給他做的事情只是暗中陷害他和離棄他。他的部長是他的政敵。輿論、報紙和黨派利益都把他當成一個抱怨的當然物件。人人都知道他只能在職一個很短的時期，他自己也首先知道這一點。”
俾斯麥陷阱的後遺症，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末。1947年確立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內閣反覆無常。1947—1958年，產生了24屆內閣，平均每個內閣存活的時間僅僅五個多月，而且僅僅存在一天的內閣就有兩個：1955年2月17—18日的比諾政府和1957年10月17日—18日的比內政府。戴高樂主張制憲議會擁有立法權和對政府的監督權，但是不能代替政府執政。政府應該是“有職、有權和穩定”的。由於臨時政府處處受到制憲議會的掣肘，戴高樂於1946年1月20日憤怒辭職，直到1958年9月大大加強了總統權力的第五共和國憲法透過，12月他當選第一任總統後，才能夠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積極推進中國特色*建設，是一個重要任務。而一些外國勢力鼓譟中國要搞美國式的大*，以大*來混亂中國、遲滯中國，就是一個陷阱、一個陰謀。對此，中國也要記得華盛頓的警告，對這種外國勢力的陰謀詭計時刻保持著警惕之心。
防美之心不可無：“陰謀論”與“陷阱論”的歷史命運
中華民族21世紀面向世界的第一戰略問題是面向美國，中國最需要合作的物件是美國，最需要警惕的物件也是美國。
美國，是一個對外國勢力的陰謀詭計時刻保持著警惕之心的國家，也是一個善於使用陰謀詭計、設定戰略陷阱的國家。美國就曾經用軍備競賽的戰略陷阱對付蘇聯。美國是冷戰的老手，具有濃厚的冷戰傳統和冷戰情結。冷戰，實際上就是陷阱之戰，陰謀之戰，詭計之戰。對中國來說，防美之心不可無。
美國對付中國，可以設定陷阱的地方不少。它可以設定政治陷阱，向中國出口和投資大*，讓中國亂起來；它可以設定經濟陷阱，搞金融危機、金融戰爭，捲走中國人民辛勤勞作又捨不得花的血汗錢；它可以搞軍事陷阱，在中國周邊的某個熱點地區，創造條件讓中國打個敗仗；它可以設定外交陷阱，挑唆關係，製造矛盾，形成某個對付中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