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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建造了一座“宏義宮”以示褒獎。
李世民以一名叱吒風雲的唐朝開國軍事統帥初登歷史舞臺，他那傑出的軍事才華在統一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與體現，幾乎無往而不勝。據《資治通鑑》所載，他在總結戰略戰術經驗時曾不無自矜地說道：
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然而，軍事並非李世民的最終目的之所在。李世民的真正成功與歷代傳頌，更在於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靠戰爭起家，積累了雄厚的政治資本；戰爭，不過是他磨鍊、鍛鑄自己的一種方式與過程而已；只有透過戰爭，他才有可能登上權力的峰巔。
二
如果說李世民自李淵登基之始，就開始處心積慮地爭權奪利妄想爬上皇帝寶座，那可真有點冤枉了他。是不斷發展的形勢、環境與現實迫使他不得不鋌而走險、奮起反擊，導演了一出唐朝歷史上最富戲劇性的“玄武門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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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巔（3）
如果沒有李淵在群雄割據、天下紛爭、局勢不甚明朗的情況下匆匆稱帝，也許就不會出現李世民在統一戰爭中“一枝獨秀”的局面。李淵登基為皇，長子李建成立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們不由自主地受到某種束縛與制約，個人才能難以充分施展。這才有了李世民在蕩平群雄中出現在中華大地上那勇往直前、無堅不摧、英姿勃勃的動人身影。他在長達七年之久的統一戰爭中，獲得了無人匹及的軍事業績與政治聲望，擁有一支能征善戰、效忠個人的強大私人武裝及久經考驗的“幹部隊伍”，形成了足與李建成為首的太子東宮集團抗衡的秦王府集團。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閒之輩，並不是像某些史料記載的那樣“荒色嗜酒，畋獵無度”，而是有著相當出色的治軍與治國才能。太原起兵時，他雖然遠在河東沒有參與密謀組織，但很快就在李淵的“密召”下以左領軍大都督的身份參加了建唐鬥爭，並在合圍長安的戰鬥中立下頭功。立為太子後，不便輕出，也就遠離衝鋒陷陣的戰爭前線而入住東宮，學習當一名皇帝必備的各種禮儀及馭臣治國之術。論個人功績，他自然居於李世民之下；若論才華，兩人孰高孰低，實難分伯仲。
也許，李世民在統一戰爭中確實沒有篡奪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說強大的敵人與嚴酷的現實使他無暇顧及，但他在戰爭中的日益壯大及採取的一系列行為卻在事實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並對他構成了一種極大的潛在威脅。李世民打敗王世充、竇建德之後，“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之上”，地位僅次於太子；他設定了龐大的官僚機構，網羅私人親信；又以設“文學館”收羅文學士為名，網羅政治人才……就連父親李淵也對此頗為不滿地說道：“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也就難怪身受威脅的太子李建成戒備警惕、枕戈以待了。在這場唐王朝內部的爭權奪利之中，優勢明顯傾向於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淵對李世民的才能與功績自然愛護有加，但對他那日漸強盛的政治勢力卻不無擔憂，李淵可不想看見自己的親生兒子相互內訌拼殺。因此，他對李世民懷著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總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至於小弟齊王李元吉，他與李世民並無隔閡，且勢力弱小，難以形成獨立於李淵、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勢力。但從個人利益與前途出發，李元吉以“一邊倒”的態度堅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順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態勢，明確勸說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並自告奮勇地表示“當為兄刃之”。
一場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鬥爭迫在眉睫、勢不可免。
李世民力量雖然強大，但面對父親、兄長、弟弟的多方聯合，不免勢單力薄。況且，他的內心深處，也一直陷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困擾與衝突之中。儒家經過董仲舒的高抬與獨尊之後，那一套經義與學說早已積澱在國民的遺傳基因之中，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那慾壑難填的人心底裡，只要具備實力，機會來臨，誰個不想獲取皇位？然而，李世民一時間又難以掙脫儒家綱常倫理的束縛。父親是高高在上的開國皇帝，兄長是名正言順的太子，有著兒子與弟弟身份的李世民若是覬覦皇位，哪怕想想都是罪過。當初南征北討，想著的只是如何打贏戰爭，蕩平群雄。他在不斷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