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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桂的心計自然瞞不過清朝文武大臣，他們對吳三桂的實力、軍威不得不有所顧忌。然而，時年二十歲的康熙皇帝卻一語中的地說道：“三藩等蓄謀久，不早除之，將養癰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於是，清廷果斷地下達了撤藩令。
撤藩令一下，吳三桂不得不反。其實，他一輩子苦苦等待著的似乎就是這一天。他只是借兵，從來就沒降清；他要尋到一個藉口，找準一個時機，起兵反清；他不甘於僅僅做一塊砝碼，他要成為天平本身，推翻清朝，坐上皇位。
如果說吳三桂降清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的話，那麼他的反清便是“衝冠一怒為撤藩”了。
此時的吳三桂早已不是明臣，也不想繼續做一名清臣，他不願受任何人轄制左右，他要成為一支主宰歷史命運的獨立而強大的力量，於是，就自封了一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的頭銜。
吳三桂起兵反清了，他親率大軍北上，勢如破竹地佔領了貴州、湖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
就雙方實力而言，清軍入關已三十多年，那些能征善戰的開國將領大多作古，而新一代的八旗子弟已開始腐敗，“八旗鐵騎”早已是今不如昔。相比之下，吳三桂由於收編了大順、大西農民軍，由於他長期積蓄、準備，軍事力量已成天下精銳。
然而，就在他飲馬長江之後，卻按兵不動，沒有渡江北上直搗京城，為康熙皇帝組織平叛力量贏得了充裕的時間。吳三桂畢竟只是一介軍人，不僅缺少總攬全域性的政治謀略，就連一個優秀軍事家也夠不上。砝碼只是天平的一個組成部分，永遠也不會成為天平本身。
吳三桂重兵駐紮江南一待就是數月，也不知他還在等待一些什麼。魏源曾分析道：“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棄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為事縱不成，可以畫江而國。”此時，吳三桂已六十有三，年輕時的銳氣與膽識似乎被歲月的滄桑磨洗得一乾二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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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足輕重的歷史砝碼（12）
而他的反叛為自己帶來的初始後果，便是留在京城的長子吳應熊、長孫吳世霖被清廷處以死刑。
緊接著，康熙就開始反攻了。兩軍遭遇，一陣抗衡過後，吳三桂在軍事指揮上又一再失誤，不得不一退再退，將先前佔據的領土逐一喪失。
吳三桂在作為一塊天平砝碼時，不論傾向何方，都會大獲全勝。於是，時間一長，他的這種砝碼功能便不可遏制地膨脹開來，以為自己的武功、軍力及指揮才能天下第一。因此，反清之初，實指望馬到成功，即使不能一統天下，也可劃江而治，成為一國之王，開創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新的南北朝時期。然而，仗打了五年，他的地盤卻越打越小，清軍的包圍圈越縮越緊。他已從輝煌的峰巔開始往下滑落，他不僅沒能成為一座天平，就連那顆砝碼的地位也會化為一縷消失的煙雲。等待他的，將是萬劫不復的深淵。窮途末路之際，他不禁想到了李自成，想起了歷史上不少人玩過的“把戲”——當一回皇帝過過癮，滿足那內心深處的膨脹慾望，即使立馬死去，也曾達到過至高無上的權力峰巔，也就活得無怨無悔了。
我們腳下這塊封建土壤自古以來就或隱或顯、或深或淺地繚繞、瀰漫著一股揮散不去的帝王意識。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三日，吳三桂在衡山祭告天地，宣佈登基，改元昭武。正當他封賞文武百官之時，晴朗的天空突然刮過一陣狂風、下起一陣瓢潑大雨，吳三桂的登基遊戲也只得在一片晦氣中草草收場。
吳三桂終於在自己的虛幻與想象中成了一座歷史的“天平”。
正是登基遊戲中突如其來的風吹雨淋，使得吳三桂那本就虛弱的年邁之軀染上了一場赤痢。加之時勢日蹙，心情鬱悶，竟至一病不起。五個多月後，就將一盤不堪收拾的叛亂之局丟給後人，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吳三桂一死，叛軍失去統帥，軍心動搖，元氣大喪，也就更難抵抗清軍風捲殘雲般的凌厲攻勢。
叛亂平定，吳氏家族全部被殺。吳三桂為了滿足一己之慾，一族血脈也隨著他的浮沉接二連三地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寫到這裡，我們不禁想起了那位算命先生的斷言：吳三桂一生貴不可言，只是鼻樑上的刀疤壞了“風水”，是為“斷梁”耳。
難道吳三桂真的無法逃脫這神秘的斷言與歷史的宿命嗎？
也許，這只是後人的牽強附會、有意編排及茶餘飯後的談資？
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