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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生不樂復何如》、《臺先生寫字》、《臺先生的肖像》、《溫州街到溫州街》、《坦蕩寬厚的心》（《作品》，九歌出版社，1993），還有《在臺大的日子》、《消失在長廊盡處》、《記一張黑白照片》、《龍坡丈室憶往》、《懷念臺先生》、《臺先生手書詩稿》（《回首》，洪範書店，2004）等，所有這些，都是難得的好文章。我曾將其中的《溫州街到溫州街》推薦給北大的學生閱讀，那些對臺灣的教育制度及文化學術知之甚少的大學生，竟然也都深受感動。可見，並不是因我曾在臺大教書，故情有獨鍾。
在《臺先生手書詩稿》一文中，林文月談及臺靜農先生一九七五年的託付手書詩卷，那詩卷上書四十五首詩，卷末跋文：“餘未嘗學詩，中年偶以五七言寫吾胸中煩冤，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鈔付文月女弟存之，亦無量劫中一泡影爾。”書後二印，上“澹臺靜農”，下 “身處艱難氣若虹”。這長三百六十五厘米、寬十九厘米的詩卷，我曾有幸親眼目睹。那是二○○一年十二月，我赴臺參加學術會議，順便到臺大演講，得知圖書館有“臺靜農教授手稿資料展”，大喜過望。而展覽中最具震撼力的，便是此長卷。
林文月的學術研究及散文寫作，得到了臺靜農先生的鼓勵，某種程度也受其影響——這裡說的是“趣味”，而不是具體的寫作技巧。在《讀中文系的人》一書的《後記》中，林提及臺先生勸其放棄小說，專攻散文，理由是林從小生活優裕順遂，對民生疾苦等未有深刻體驗。臺先生早年曾從魯迅問學，出版小說集《地之子》（1928）、《建塔者》（1930），晚年又有筆力雄健的散文集《龍坡雜文》（1988）傳世，對“文章之道”自有獨特的體味。難得的是，年輕的林文月竟認同飽經滄桑的臺先生的趣味——“起初他頗嫌我文筆太過流麗，教我要往平實的方向努力才好。經過了年少好炫耀賣弄的時期，近來我自覺得已逐漸收斂，比較能夠符合臺先生的要求了。”
陳平原：教授生活，可以如此優雅（3）
一九八一年，林文月刊行散文集《遙遠》，其《後記》已談及如何擺脫往昔的“喜歡鋪張緣飾”，而逐漸過渡到“寧取平實而不慕華靡”，作者稱“這或即是步入中年的一種心態吧”。我讀林文，是在步入中年以後；之所以激賞，是否也是年齡的緣故？對於這個“敏感”問題，我曾認真反省。結論是：年齡不是關鍵，關鍵在於學養和趣味。君不見，文壇上也有越老越花俏者，即所謂“冬行春令”是也。林教授那麼早就追求“絢爛”之後的“平淡”，豪華落盡見真淳，與其個人性情，也與其專業訓練有關。研究六朝文章出身的林教授，多次變幻方式引用劉勰《文心雕龍》的“風骨篇”：“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以收入《交談》的《我的三種文筆》來說，作者稱自己同時兼及論文、創作與翻譯，其中關於文章的看法，稍異於往時：“無論執筆為文，或讀別人的作品，不再滿足於華麗誇飾，而逐漸喜愛淡雅，甚至饒富澀味者。所謂‘瘠義肥辭，繁雜失統’，總不如結言端直為佳。”
依照我的經驗，撰寫文藝評論，最怕遇到的是“學者型作家”，因其思路清晰，話也說得透徹，輪到你上場，幾乎已是“題無剩義”。讀林文月《午後書房》的“代序”便有此感，這篇題為《散文的經營》的文章，便是極佳的“夫子自道”，毋庸我再饒舌。
不過，話說回來，我還是可以有點小小的補充：將學者的“專業意識”以及“學術敏感”帶進來，不斷探索散文寫作的邊界以及可能性，這應該是林文淡而不薄、雅而多趣的緣故。尤其是在一個特定時空，摒除雜念，凝神靜思，抓緊話題，左衝右突，此類“專題性寫作”，使得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神定氣閒，有咫尺千里之妙。早年的《京都一年》，將遊學京都的種種見聞逐一納入筆下，“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撰寫那些散文的篇章，我其實是以學術研究的態度對待的”；寫散文而多有註釋，雖則書生氣重，對於遊客卻十分有用（《京都，我心靈的故鄉》，收入《回首》）。
不僅僅是馳騁才情，而是兼及學識與見聞，這樣的文章，更典型地體現在其退休前後出版的三本書《擬古》（洪範書店，1993）、《飲膳札記》（洪範書店，1999）以及《寫我的書》（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擬古》最能顯現作者如何盡心盡力地“經營”散文，而且，此書之兼及古典文學研究、日本文學翻譯以及散文寫作，恰好體現了林文月之“三位一體”。《寫我的書》原是作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