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膳札記:女教授的19道私房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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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教授生活，可以如此優雅（1）

一

七年前，著名散文家、臺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林文月寫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題為《在臺大的日子裡》（收入《回首》），從一九五二年她作為新生進入臺大中文系，到念研究所，再到畢業留校任教，至一九九三年夏退休離職，一直講到若干年後重返校園——“我又來到這一間已不再存放我個人書籍的第四室。依舊是書籍擁擠的景象，甚至於幾張書桌的排列都無甚變化。憑窗凝視，內庭的老樹依舊穩立於原地。”對於熟悉林文月文章的讀者來說，這棵老樹很有名，二十年前，林曾專門為其撰文，題目就叫《樹》（收入《午後書房》），其中提到了老教授的相繼凋零以及年輕人的薪火相傳。而眼前這篇讓我感慨萬端的《在臺大的日子裡》，也是如此立言：“我們來看老樹，我們走了；還會有不同的人來看它。在這裡，臺灣大學，永遠不乏知識學術的新血。這一點是無疑的。”

之所以“感慨萬端”，是因為林文發表後一年多，我也來臺大任教，朝夕相處的，同樣是這棵充滿靈性的老樹。走進這座建於一九二八年、已成臺北市定古蹟的“文學院”，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那是因為，此前我讀過林文月的散文，對臺靜農等諸多臺大中文系教授以及他們的工作環境印象極深。真是無巧不成書，系裡安排給我的辦公室，正是林文多次提及的第四室。《在臺大的日子裡》有這麼一段：“靠窗對面相向那兩張較大的書桌，我曾見過先後為吳守禮、洪炎秋、鄭騫、葉嘉瑩等諸位先生擁有過。何其榮幸，我能與所崇敬的前輩學者共同分享過這個研究室！他們每一位的學識與人品，是我追隨仰慕的典範。我目睹他們敦品勵學，皓首窮經，諄諄教誨，愛護學生。”書桌依舊，書櫥依舊，窗外的風景也依舊。只是人去樓空，我只能遙想前輩風流，再就是學林先生，發出“何其榮幸”的感嘆。

多次赴臺開會或講學，結識不少臺大的老學生、新教授，聽聞許多關於優雅的林文月的傳說。至於有意識地集中閱讀林教授的著作，則是到臺大任教以後。上任第二天，系主任送我一冊剛印製完成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其中的“沿革”部分稱：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了這所創辦於一九二九年的“臺北帝國大學”，改名“國立臺灣大學”，並將原文政學部分解為文學院與法學院；文學院下設中文、歷史、哲學三系，臺大中國文學系於是正式成立：“唯當時百廢待興，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先生代為邀聘教員，參與規劃。”細讀“年表”及“傳記”，發現臺大中國文學系早年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如毛子水、董作賓、洪炎秋、戴君仁、臺靜農等，再加上畢業於燕京大學的鄭騫和畢業於清華大學的董同龢，難怪我到此講學，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參見我為臺北麥田2005年版《晚清文學教室》撰寫的序言《從北大到臺大》）。如此校史資料，只是供我馳騁想象的線索，真正讓這所名校在我面前變得血肉豐滿的，是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

陳平原：教授生活，可以如此優雅（2）

我相信，臺大中文系之所以聲名遠揚，除了自身的學術業績，林文月談論臺大課堂以及追懷老教授的諸多文章，至少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林先生曾提及，在某次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有獲獎人前來致意：“我本來是考上電機系的。偶爾讀了那篇老師寫的《讀中文系的人》，很感動，所以就轉讀中文系了。”（《十二月，在香港》，收入《回首》）我對此舉的意義深信不疑——能讓“大學精神”代代相傳的，不是政府的文告，也不是校長的演講，而是無數像《讀中文系的人》這樣的好文章，以及背後所蘊含的故事與人物。

二

因我進入林文的角度有點特殊，觀感自然與時賢略有差異。必須承認，另一位散文家琦君的說法很有道理，《給母親梳頭髮》、《姨父送的蝴蝶蘭》等抒情散文很精彩，“尤其難得的是她的文辭於平易中見情趣，於樸實處透至情，所以能格外打動人心”（琦君《心靈的契合——讀林文月的散文集〈遙遠〉》，《遙遠》，洪範書店，1981）。可我自己更欣賞的，則是其對於臺大人物以及臺大生活的追懷。如《讀中文系的人》（《讀中文系的人》，洪範書店，1978）、《午後書房》、《臺先生和他的書房》（《午後書房》，洪範書店，1986）、《因百師側記》（《交談》，九歌出版社，1988）、《傷逝》、《飲酒及與飲酒相關的記憶》（《擬古》，洪範書店，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