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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
一個半開玩笑的評論是，“只要是能喘氣的，有心跳的，有脈搏的，都可以賣保險。”久而久之，中國代理人制度導致向下的惡性迴圈：素質低的人讓行業形象越來越差；行業形象差則更招不到高素質的人，於是乎行業形象更差。
經濟發達的中心城區出現了保險的“空心化”——沒有城市人願意做保險，代理人招不到人，留不住人，也無法成功展業。
代理人的真實生活體驗是——“賣保險的沒保險”。
代理人沒有底薪和社保，收入完全依靠業務提成。招聘廣告上所有的福利，幾乎都是代理人賣保單賣出來的。
例如，2003年，從業7年的季金秀橫遭意外。
“7月2日，那是最熱的一天。下午三點鐘左右，她為客戶打完保單出來，在距離辦公地點5分鐘路程的一個車站摔倒並陷入昏迷。被一個過路人叫來救護車送到附近的第三人民醫院。當晚就沒有呼吸，只有心跳。7月6日，住院5天后，去世了。”
上海友邦向她的家人支付了一筆鉅款。
“一共35萬元，其中30萬元是壽險賠付，另外5萬元是公司給的‘撫卹金’。此外，她的同事還捐了2000多元。”
不過，對於公司的“善意”，季金秀的同事們並不完全領情。
“30萬元的壽險是自己買的，不是友邦送的。”另外，“像她這樣主任級別的代理人，即使不幹活，每月客戶續繳保費的佣金收入都有三四千元，5萬元的‘撫卹金’不過是一年的續期佣金而已，以後公司就不用再支付了。”
“除了自己購買商業保險外，公司並不為我們繳任何‘四金’，包括養老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和住房公積金等。假設季金秀自己沒買商業保險，她死後家庭能夠獲得多少補償難以想象。”
《南方週末》的一份調查——《保險代理制：億萬財富背後的殘酷生存法則》中認為：“中國保險營銷員拿到的佣金，幾乎是全世界最低——歐美等地，首年佣金達到80％以上，中國內地一般不超過40％。”
從保險公司角度，沒有底薪的代理人，其實是保險公司迅速切入壽險市場成本最低的一條路徑。
綜合看來，國內一般壽險行業的給付比例是：第1年：30％；第2、3、4、5、6年：10％；以後：5％（期交）；若是一次交清的保單，大約佣金比例在2％。按照這一佣金比例，大概可以計算出一張壽險期繳保單除去各種稅費，個人代理人拿到手中的佣金比例大約是4％，低於銀行保險的全成本（手續費和其他灰色費用）。
2004年1月5日，友邦上海分公司30位代理人，在一封寫給當時的總經理鮑可維的信上集體簽下了自己的姓名和業務員編號。
他們在信中要求：“透過合法的程式，在法律的框架內解決我們的勞動保障問題，使我們真正成為社會大家庭中的勞動者一員，享受我們應有的勞動者權益。”上書的代理人甚至“設想在2004年1月10日召開的上海市‘人代會’、‘政協會’上就我們這個特別勞動群體的勞動保障利益一事透過參政的上海市政協委員們向大會呼籲”。
一個月後，2月5日上午10點，友邦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八樓會議室，就“是否形成勞動關係，能否獲得勞動保障”的分歧，公司副總經理黃雅各和四位簽名代表進行了“對話”。
但是，對於代表所堅持的“業務人員與上海友邦形成事實勞動關係，應享受工傷保險在內的勞動保護”的意見，上海友邦沒有接受，“業務人員定位未明確，公司目前還不能認可雙方形成的是事實勞動關係”。
百萬代理人大軍已經成為支撐中國壽險行業的三大支柱（個險、銀保和團險）之一，客觀而言，百萬大軍也解決了百萬人的就業生計，這或許是中國壽險行業最大的貢獻之一。
但是，從做保險就是做慈善，就是獻愛心，沉淪至“保險等於傳銷”，“保險就是騙子”，“一人做保險，全家不要臉”，沉重道德負擔幾乎壓彎了“他們”的脊樑。
對於這百萬大軍而言，自身充滿矛盾，“我是誰”，“我究竟是誰”，無時無刻不在拷問著代理人的心靈。
連結：危險的代理人“金字塔”
代理人並非“性本惡”。
相反，保險公司急功近利的策略，有失公允的產品，以及“重規模輕質量，重結果輕過程”的考核與激勵，甚至包括培訓過程中無良的明示或者暗示，這一切都難辭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