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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此，戈德華特在調查中扮演的角色，仍鞏固了他地位，使他更被視為共和黨中崛起的右翼的領導人。
反工會主義使保守主義運動在商界獲得了第一塊穩固陣地。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仇恨工會的企業主對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援。而這一支援是有回報的。正如我將在第八章闡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國政治的右轉強化了商界的勢力，使之可以對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毀工會運動，而這給工資不均狀況與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建立一個知識階層
在保守主義運動取得群眾基礎並在商界紮下牢固根基的同時，它也在贏得一個可謂〃黨派知識分子〃的階層。當然，以巴克利與《國家評論》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識分子，但他們並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樣，在任何公共政策討論中都不停地透過各種研究與文章敲鑼打鼓，表面上似乎是嚴肅治學，其實卻是始終不渝地擁護右派立場。直到〃新保守派〃與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群體新保守主義者聯手時，保守主義運動的知識階層才真正成形，而這兩派人士都不斷地從一個強大的基礎制度架構中得到職位。
新保守主義的源頭大體可追溯到兩個群體：以米爾頓·弗裡德曼為首的芝加哥經濟學家；以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為首、與《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雜誌聯絡在一起的社會學家。前者主導了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反擊，後者則奮起反叛〃偉大社會〃。
在二者中，保守主義經濟學知識階層的興起在先。其原因是，由於經濟學的本質使然，經濟學家有滑入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天然傾向。正如由亞當·斯密發現並經許多代經濟學家闡發的，市場往往有辦法令私利服務於公益。在〃某種無形之手〃的引導下，單純追求自身收益的個體會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時，生產出他們需要的商品。這是一個有力而正確的發現。就算是自由派的經濟學家，對於市場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組織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著清醒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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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節：保守主義運動（10）
但另一方面，市場有時會失靈。使經濟學家以及所有人明白這一點的，是〃大蕭條〃的慘痛經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由於人們對大蕭條依然記憶猶新，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只有政府大範圍地介入，經濟才能維持正軌。主流經濟學拒斥實施計劃經濟的主張，但它確實認可，為了對抗衰退，政府有干預的必要，而且對於〃政府在總體經濟中的作用應逐漸增強〃這一點，也予以認同。
然而，一旦危機過去，一些經濟學家就勢不可免地迴歸舊日的信仰。到20世紀40年代末，弗裡德曼及其同事喬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經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惡了（不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20世紀50年代，這一潮流聲勢增大，開始對一般性的政府幹預與管制大加撻伐。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弗裡德曼幾乎完全轉回了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宣稱就連〃大蕭條〃的原因也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靈。他的論證左支右絀，而且在我看來有違背學術真誠之嫌。但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也不由自主地變起知識戲法一事，本身就顯示了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強大誘惑。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不僅開始反對〃新政〃，而且還反對〃進步時代〃的改革，暗示說連監督食品與藥品安全一類的政府行為，也是於理無據的。弗裡德曼也主動與戈德華特的競選活動走在一起。
社會學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迴歸之後，但其色調更為灰暗。在一些事上，連弗裡德曼一派都洋溢著盲目樂觀的情緒，而聚攏在克里斯托和創刊於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圍的一群人，卻持難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態度。他們對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方案牢騷滿腹，視之為一項愚蠢的、必敗的社會改造實驗……雖說也有點道理。克里斯托後來寫道：〃〃對貧困開戰〃方案中蘊含的左翼社會學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這是尤其令我們憤怒的一點。〃
於是就有了丹尼爾·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駁自由主義信仰，稱黑人貧困的主要根源不在於種族歧視，而是在於以女性為主導的家庭增多。又有愛德華·班菲爾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亂與種族主義有關〃的說法，稱暴亂者大都不是在抗議社會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財物。
在弗裡德曼派與新保守主義者看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