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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政界的一股新激進勢力接管共和黨之後，兩黨合作的時代便終結了，新一輪黨派紛爭接踵而至。這股勢力就是保守主義運動，它將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選之後，兩黨之爭達到高潮，獲勝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體制皇冠上的明珠……社會保障制度。
因此，美國現代史上有兩個巨弧。一個是經濟之弧，從嚴重的不平等到相對的平等，之後又回到不平等；另一個是政治之弧，從極度的兩級對立到兩黨合作，再到兩極對立。這兩個弧是平行的：經濟平等的黃金時代與政治上兩黨合作的黃金時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學家諾蘭·麥卡蒂、基思·普爾（Keith Poole）與霍華德·羅斯塔爾（Howard Rosenthal）所指出的，經濟不平等與政治兩極化總是如影隨形。他們採用了一種複雜的統計方法來記錄國會議員政治立場的變化軌跡，其資料顯示，在不平等狀況有所緩解時，共和黨人表現為左傾、向民主黨人靠近，這正是五六十年代兩黨合作的成因；而之後共和黨人右轉，又造成今日兩黨攻訐傾軋的局面，與此同時不平等狀況惡化。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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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舊日情懷（2）
一種可能是，貧富不均是根源，換言之，是經濟決定政治。按照這一觀點，過去三十年間的事情是這樣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力量使美國的收入分配日趨不平等，上層的少數富人日益脫離大眾。共和黨選擇迎合這一崛起的精英階層的利益，原因也許是，精英雖然人數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願捐助大筆競選資金，從而彌補了其人數缺憾。於是兩黨之間出現鴻溝，共和黨逐漸代表那些從貧富差距的拉大中勝出的人，而民主黨則代表落在後面的人。
在開始創作本書時，我多少是相信這種說法的，因為它明顯是有些根據的。例如，細緻觀察廢止房地產遺產稅的運動便可發現，這一運動的資金大體來自於一小群有大地產需要保護的家族。四十年前並沒有多少大地產，而且在當時的美國，即便是極富階層也沒有富到有錢支援如此大規模的運動。故而在這個例子裡，不平等的加劇推動共和黨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來越確信，因果關係是相反的，即體現為兩極分化加劇的政治變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對於過去三十年間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種說法：在20世紀70年代，那些決意要將〃新政〃成果逆轉的右翼激進分子接管了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產生了鴻溝，而民主黨人則成為真正的保守派，成為長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衛者。極右派的掌權加劇了不平等狀況：增強了商界的膽量，使其敢於向工會運動發動全面進攻，從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議價的力量；將企業的執行層從舊日對其薪酬的政治與社會約束中解放出來；急劇削減了針對高收入的所得稅率，如此等等。
新不平等經濟學
政治環境真能如此決定性地影響經濟不平等嗎？這聽起來像是離經叛道的經濟學說法，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印證了這一點。在此，我想強調四條證據。
首先，當經濟學家對不平等的加劇深感震驚，從而開始回頭探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美國究竟源自何處時，他們驚奇地發現，從〃鍍金年代〃（Gilded Age，美國史對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的稱呼，……譯者注）的不平等到戰後的相對平等，並非一個漸進的轉變過程。相反，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產階級社會，其實是在短短數年裡由羅斯福政府的政策創造的，尤其是透過戰時工資管制。經濟史學家戈爾丁（Claudia Goldin）與 馬戈（Robert Margo）最早記錄了這一驚人的事實，並將其稱之為〃大壓縮〃。這時人們也許會認為，一旦戰時管制解除，不平等狀況又會反彈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結果卻是，羅斯福創造的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狀態持續了三十多年。這有力地說明，與經濟學教給人們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規範與政治環境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或許並沒那麼小，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市場力量的影響也或許也沒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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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舊日情懷（3）
第二，政治變化與經濟變化的時間說明，是政治而非經濟起了引導作用。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美國的不平等狀況並未大幅加劇……甚至到了1983年和1984年，對於統計數字是否展現了清晰的變化趨勢，仍有一些合理的質疑。但右翼接管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