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秘密戰

第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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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興自己深深痛悔肅反的教訓，總是在檔案中填寫：“在蘇區肅反後受過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工作中也不時以自己的教訓提醒青年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追查周興歷史，才發現這個處分從未實施。聽來令人感嘆，到底是共產黨員，居然主動承擔並未受過的處分！

黨性端正的周興繼續受到組織信任，先後擔任保衛局秘書長、偵察部長、執行部長等職，長征時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副局長、國家政治保衛局特派員、紅軍幹部團特派員。紅軍幹部團的指戰員都是準備提拔的班排長與連營以上幹部，各級幹部都是低職高配，任職特派員的周興相當於師級幹部。紅軍時期的特派員級別很高，與軍政首長平級，職責是警衛首長、審查干部、抓捕逃兵、偵察敵情。周興在幹部團積極協助陳賡團長、宋任窮政委工作，無論行軍打仗還是休整訓練，總是及時調查掌握部隊和社會的政治情況。汪東興當時任幹部團三連指導員，保衛工作做得細緻周到，引起周興重視。強渡金沙江時，三連處於重要作戰位置，周興特地到現場檢查，佈置控制對岸敵人的火力點。①

遵義會議期間，周興負責外圍警衛工作，率領警衛連在距會場一公里的紅土坡三次打垮土匪武裝，捕獲兩個國民黨特務，受到軍委周恩來副主席的表揚。艱難困苦的長征，周興與戰友們同生死共患難。二營特派員肖赤腳腕負傷掉隊；待到收容隊發現已經奄奄一息。周興立即派人到軍委縱隊找來中央首長的用藥；終於挽救了肖赤的生命。過草地時，周興身患肺病昏迷不醒，宋任窮特意安排用擔架抬著周興行軍。行軍艱苦，周興病情越來越重，大口大口吐血，醫生說再行軍會有生命危險，勸他留下養病。周興卻說：“我是紅軍的人，離開紅軍就結束了政治生命，活著還有什麼用？”周興帶病堅持長征，病情稍好就拄著棍子徒步行軍，終於平安到達陝北。在新成立的西北保衛局中，周興任偵察部長，不久，局長王首道另有重任，中央決定由周興任代局長，很快又是局長。此時，中央特科已經停止活動，西北保衛局就是中共的最高情報保衛機構。這樣，手握重權的周興，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注目。

1936年7月，美國記者愛德華？斯諾到陝北保安採訪中共情況。作為一個以客觀公正為職業道德的記者，雖然國民黨把共產黨塗抹得青面獠牙，斯諾卻要眼見為實。好不容易潛入陝甘寧邊區，當然不會放過共產黨的“特務”。所以，在採訪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同時，斯諾盯上了保衛局局長周興。

斯諾之行，大概是中共首次接受外國記者採訪。1936年10月9日周興與斯諾的交談，大概就是中共保衛史上的第一次“外事”活動了。斯諾提了六個問題：

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衛局才能逮捕他和懲治他？什麼情況才能判處死刑？

2。保衛局是否逮捕、審判和懲治政治犯？或送給人民法庭？什麼時候是“緊急的司法處理”？

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現行的保衛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衛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陝西，除了你處以外，是否還有一套“習慣的”警察制度？

6。蘇維埃政府在對待政治犯上和國民黨有什麼不同？

周興提綱挈領地介紹了現在保衛局的任務同江西時有了什麼不同：“國家保衛局的任務是保衛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紅軍到達後並不會停止他們的活動，為了反對他們，保衛局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幫助，並以教育的方法來改變那些還不是在死心塌地的從事反革命活動的那些人的頭腦。”“保衛局並不是那麼可怕，它只不過是保衛蘇維埃權力，現在是保護擴大統一戰線。”“在江西時反革命的定義是非常嚴厲的，現在是統一戰線時期，就沒有那麼嚴厲。在江西時，沒有人說合作來反對帝國主義，現在不同了（現在可以說合作抗日）。在江西時，誰不同意我們就會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他的財產就被充公，要是他反對我們，他就會被剝奪一切權利，雖則他還沒有直接採取行動來反對我們。”“在江西，我們的政策是直接保護人口中主要那部分積極參與和支援革命的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