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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為“五大書記”——毛、劉、周、朱、任。毛澤東曾任調查研究局局長，周恩來曾任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主任，任弼時分工負責交通局，劉少奇曾任中央反內奸委員會主任，朱德曾任八路軍保衛委員會主任。看來，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對於情報、保衛工作，不像蘇聯和國民黨那樣由最高領袖一人專斷，而是實行集體領導。其後的發展證明，集體領導制度有效地防止重犯歷史上肅反的錯誤，共產黨很快奪取全國政權。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再次證明個人專斷的危害。槍桿子永遠聽黨指揮，刀把子也要永遠聽黨指揮。
延安時期，中共的多項工作，包括情報、保衛工作領導體制的變化，都顯出不同於蘇聯做法的中國特色。這種擺脫教條主義的傾向，應該是走向成熟的標誌之一。
作者反覆思考：中共的情報、保衛工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蘇聯的影響？這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目前尚未發現有人對此進行專題研究。肯定的事實是：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的建立時期，十分重視學習蘇聯經驗，周恩來曾經參觀過蘇聯的有關機構，顧順章、陳賡、鄧發等人還受過蘇聯培訓。延安整頓情報、保衛機構，也相當重視國際經驗，還先後把從蘇聯歸來的毛誠、師哲派到邊保加強工作。但是，李啟明明確地說：中共的情報、保衛工作建立伊始，就有自己的特色，而且，還逐步形成與蘇聯不同的體系。
確定的事實是：中共倡導的黨委集體領導制度，與蘇聯完全不同。
有趣的是，中共這項制度卻同國民黨有相近之處。
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時期，曾在北伐軍中實行黨代表制度，掌握全國政權之後長期不搞選舉，徑由國民黨中央決定政府人選。王明領導的中央曾在1931年批評紅軍總前委“存留著極濃厚的國民黨工作方式的殘餘”。美國也批評國民黨“以黨領政”。
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對立的兩黨，都不照搬老師的體制。這是否說明：在中國，實行黨的領導更適合當時的國情。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的保衛工作體制由獨立系統、垂直領導，轉向實行黨委集體領導。後來的工作實踐，證明這種體制的成效。
可是，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特別是1978年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司法戰線的領導體制又走向新的變化，強調黨委不要直接管案子。而且，重新實行公安、檢察、法院互相制約的機制。後來，又逐步恢復檢察系統的垂直領導。
這是否又轉回去了？
有識者道：實踐檢驗真理，實踐也決定製度。
戰爭時期，共產黨處於非法地位，連政權都沒有，照搬蘇聯的法律制度並不現實。革命時期變動劇烈，實行黨委制有利於集中意見，依照黨的政策行事也機動靈活。可是，待到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之後，還由黨管一切就不合時宜，甚至會導致只重少數先鋒隊的意願，忽略最大多數的群眾的利益。
掌握政權的黨，應該將自己的政策變為法律，透過人民選舉的國家機器實施領導。將黨的領導、依法治國、為人民服務結合起來。
歷史在演變，演變不等於迴圈。列寧曾經把歷史的演進比喻為“螺旋式前進”。中國情報、保衛工作的體制，也在演進之中。
第三章 三八式：步槍、幹部、中社部
延安防線（1）
經過中央的大力調整，中共的情報保衛工作有了完備的組織體系，成批的新生力量，各項工作就很快部署開來。
延安內外，構築公開與隱蔽的防線。
防守邊區的公開合法力量，首先是留守兵團，其次是政府的保安部隊。中央機關的警衛
任務，由保安處移交給中社部。把守交通要道的是保安系統的檢查站。
延安市公安局檢查站，設在面對西安方向的南門外七里鋪。抗大畢業的東北學生趙去非任站長，江西紅軍丁尚柏任指導員，警察隊一個班值勤。檢查站檢查進城人攜帶的行李，主要查禁爆炸物品。對於前來報考抗大的學生，則由站長談話，瞭解基本情況後向抗大轉報。後來，這個檢查站改為直屬邊保的第一檢查站。第二檢查站設在更南面的富縣茶坊，由紅軍幹部程洪義（後名陳平）任站長，李啟明任指導員。第一站在延安門口，第二站在邊區門口，等於給延安加了兩道門閂。第三檢查站設在延安東面的永平，站長惠錫理，第四檢查站設在更東的黃河邊的臨鎮，站長張金華。這兩站又給延安東面加了兩道門鎖。國共合作初期，四個檢查站在1938年秋撤銷；國民黨搞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