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第4部分 (第4/4頁)

§第二節　探索中的嚴重曲折

一、“大躍進”及其糾正

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大躍進”的序幕也由此揭開。

1958年1月和3月，毛澤東先後在廣西南寧和四川成都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嚴厲批判反冒進，一些堅持正確意見的中央領導人被迫在會議上作了檢討。這些做法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透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

1959年7…8月的廬山會議，作出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後在全黨範圍開展了“反右傾”鬥爭。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1962年　1、2月間召開的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三年調整時期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從1962年到1965年，由於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貫徹執行八字方針上，加上黨和國家在經濟、政治方面採取的有利措施，國民經濟開始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域性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成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透過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統地闡發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實際上凌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在全會上印發《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會透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等人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奪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權，號稱“一月革命”。

1967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人參加的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做法提出強烈的批評，卻被誣稱為“二月逆流”而遭到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