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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快的語速，極地道的口音，解說著極流行的美國風土人情。可以確定的是當時臺下聽試講的老師中，除了我和MIAO等少數幾個多年在美國生活的人之外，絕大多數有著深厚英語功底的老師們根本不知道他在嘟囔著什麼。
連這些老師都聽不懂的東西，你怎麼傳授給學生？教師走上講臺，教的雖然是口語，但你不能自己就說著純粹的口語啊。我們要的不是你展示自己的口語魅力，我們要的是學生能夠學到東西。
我找機會打斷JERRY的滔滔不絕，要求他必須把語速降下來，必須吐字清晰，必須講解跟中國學生有關係的話題。一大堆“必須”下來，他瞪大眼睛看著我，完全無所適從的樣子。
我給他講解：“你的語速必須保證在四六級聽力考試的語速之間，四六級聽說過嗎？沒有？那好，保證每分鐘140個單詞吧，不明白？好，總之你的語速減半就好了。說話的時候嘴唇是要動的，不許嘟囔，也別說俗語和俚語，因為學生的水平根本沒達到這個層次，我們要講的東西必須是標準的口語，不是一時流行的那種小孩子裝酷的口語。”
他假裝明白地點點頭，但我知道還糊塗著呢，只好勉為其難地念了一句電影“阿甘正傳”當中的臺詞，說：“你就按這個速度說話吧，每一個字都必須讓學生聽清楚。”
JERRY終於有點豁然開朗了，他知道了日常生活的口語同上課傳授的口語完全是兩碼事，一個是自然狀態，一個是專業狀態，怎麼可能有人只是單純地展示自己的自然狀態就可以教書呢。
從此他刻苦鑽研說話的技巧，吐字越來越清晰，肢體語言越來越明確，甚至衣著打扮也向中國年輕人靠攏，一日三餐衣食住行同任何中國年輕人沒什麼兩樣。每次想到JERRY的變化，我都能深刻地體會到“洗腦”這個詞對我們這樣有著雙重文化背景的人發生的作用。
JERRY的情況很直接地證明了一個事實，就是外國教師很難達到中國教師的授課水平。道理很簡單，中國英語教師有著雙重文化背景，能夠使用雙語教學，能夠真正瞭解學生的需求。而外教最大的強項是語音標準這一點，同JERRY相比又是不佔任何優勢。
當我向JERRY解釋他比外教佔優勢時，他困惑地對我說：“難道我不是外教嗎？我是美國人吶。”
這傢伙怎麼跟我剛回中國時一樣傻？！我只好不厭其煩地向他解釋：“我說的不是國籍的問題，我說的是人種，咱們生為華人，永遠是華人，加入哪個國籍都不能改變這一點。而且你以為外教多吃香吶？一抓一大把，課酬連你一半都不到。”
JERRY調整好了自己的心態，改變思維方式以及看事情的視角，踏踏實實地開始教起課來。從小在美國長大的人，動手能力確實是比較強，雖然思維簡單化，但更講求邏輯和實效性，所以他的進步非常大，現在已經是南京新東方學校主打口語教師之一了。
最重要的是，JERRY一開始的動機只是新東方的高薪，但是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更被新東方的企業文化而吸引，感覺自己是在做一件有利於自己，更有利於社會的事情，開始享受這份工作所能帶來的樂趣。
我對此非常驕傲，他對新東方的認同證明我自己當初的選擇沒有錯，證明新東方不是一個江湖浪人打零工的地方，而是有識之士湊到一起做一點事業的地方。一個企業只有做到這樣，才會吸引真正的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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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新東方的日子（2）
關於招聘新老師的事情說了這麼多，就是希望有人能夠從中瞭解南京新東方的用人標準和招聘流程。我們永遠期待著南京的“牛人”們來加入新東方這個平均年齡二十五歲的充滿活力的團隊，跟我們一起，趁著年輕，做一點事情。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講課這件事是很容易使人上癮的，因為它可以帶給老師莫大的榮譽感和成就感，那種站在高高的講臺上面，面對著幾百個學生，激情澎湃一呼百應的感覺，是其他任何工作都無法比擬的。
杜偉就經常在閒聊中，尤其是酒後閒聊時，對我們講他當年的講課經歷：“不是吹牛，你隨便找那些當年念過新東方的人打聽，我從來都是所有老師裡面講課最好的，學生評分永遠是我最高，別的老師根本不敢跟我搭班講課，尤其是老俞，見我都得繞路走！”
假如酒喝得再多一點，他就會說：“如果我自己帶一個班，可能學生評分還不是特別高，但只要跟別的老師一搭班，學生有對比了，立刻我的評分就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