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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大英帝國艦隊的猛烈炮火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鴉片戰爭的開始。這場戰爭最後以大清帝國割地、賠款、求和、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而結束。鴉片戰爭不但驚醒了中國的有識之士，它在日本朝野引起的震動，更是非同小可。當時，正是幕府政權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的時期，全面海禁，只留長崎一地作為對外貿易交流的視窗。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影響日本對外界情報的接受和掌握。鴉片戰爭一爆發，日本的警報系統就迅速啟動起來，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幕府政權當時有這樣一個特殊的規定：凡是在長崎入港的中國商人和荷蘭商人都必須向管理外貿事務的長崎地方最高官員報告海外訊息，這種報告稱作“風說書”，其中來自中國商人的報告稱作“唐風說書”，荷蘭商人的報告稱作“和蘭風說書”。透過這些風說書，有關鴉片戰爭的訊息及時地傳到了東瀛列島。比如關於中國禁菸運動的訊息，最早在 1839年的“和蘭風說書”裡就有，它這樣記載：“廣東禁止英吉利等國人之鴉片走私，官府奉旨嚴查藏匿鴉片的基地，同時對中國吸食者也加以重刑。”據日本學者森睦彥的調查統計，自1840年至 1844年，散見於各種書刊中的關於鴉片戰爭的“唐風說書”共十九件，其中有一件《蒙問今為阿片一件》，是一個名叫周藹亭的中國船主提供的，其中這樣記述：由於英國人向中國販賣鴉片，給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於是皇上派林則徐到廣東禁菸，林命令外國鴉片販子於三日內交出鴉片，付與大黃、茶葉作為賠償，隱匿不交者，查出後處以死刑。英國商人共交出二萬零三十六箱。1839年九月，中英兩國軍艦交戰，在廣東的外國人紛紛回國。這份報告敘述了中英之間從禁菸交涉到武裝衝突的經過，大致符合事實。
除了這些“風說書”，日本人透過中國的書籍和資料，迅速獲得關於鴉片戰爭的情報。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846年大陸出版了一部叫《乍浦集詠》的詩集，其中收錄了浙江乍浦地區文人們撰寫的悼念本地的殉難烈士、聲討英軍暴行的詩文。令人驚奇的是，這部詩集到同年十一月，就有了日本的刻印本，這種近乎同步的刻印速度，表明日本人對中國的鴉片戰爭重視的程度。
這些“風說書”和書籍資料透過那些擔任翻譯的“通事”和負責抄寫的幕府文職人員傳到社會上，迅速流佈開來。鴉片戰爭結束不久，日本就出現許多以這場戰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在社會上引起反響。其中代表作之一、嶺田楓江的《海外新話》，不僅詳細地描寫了林則徐廣東禁菸的經過，及廣東、定海、鎮海、乍浦、吳淞、鎮江等地戰爭的場面，還介紹了英國的地理、歷史和現狀，告誡“海防志士決不可以西洋僻境之夷人而蔑視”。正文前的序詩這樣寫道：“巨炮震天堅城摧，夷船進港漢軍走。（略）哀哉百萬講和金，往買夷酋一朝笑。唯我神州屹海東，四沿青涵蒼波中。”詩的最後，作者點出寫作宗旨：“天賜前鑑非無意，婆心記事亦微衷。嗚呼！海國要務在知彼，預備嚴整恃有待”。
好一個“天賜前鑑”，四個字充分表明了日本人的性格。請看看日本的仁人志士當時的表現——
鴉片戰爭的前車之鑑（2）
鴉片戰爭的訊息傳到日本之後，當時幕府總理政務的老中水野忠邦立即認識到，鴉片戰爭“雖為國外之事，但足為我國之戒”。
水戶藩主德川齊昭原本以為清朝是一個大國，夷狄不敢輕易侵犯，聽到鴉片戰爭的訊息後十分震驚，認為“如果確有其事，則任何事情，均可置之不問，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備耳”。甚至還建議，為了應付這次緊急事態，應推遲參拜日光的時間，並將參拜日光的費用用於軍備。1853年7月，他就海防問題向幕府上書，指出：“近來清朝鴉片煙之亂，乃前車之覆轍。”
日向國佐士島津忠寬在向幕府上書時，也憂心忡忡地說：“今清朝大亂，難保何時波及日本！”
著名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在鴉片戰爭塵埃尚未落定的 1842年11月，就提出了關於加強日本海防的意見書——《海防八策》，提醒人們西方列強在侵略中國之後很可能來侵犯日本，強迫日本簽訂像《南京條約》這樣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因此，日本必須把鑄大炮、造軍艦、興海軍作為當務之急——“海防之要，在炮與艦，而炮最居首。”
精通西洋炮術的軍事學家高島秋帆有感於鴉片戰爭中英軍炮火實力，在更早的1840年秋天，就透過長崎地方最高官員向幕府提出改進武備的意見書，他認為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