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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首富們的私生活（24）
而有些富翁們在玩CSR時，卻常被人指責為動機不純。2003年5月中旬，正值“非典”肆虐期間，上海市科委獲得了一筆2000萬元的現金捐助。 這筆捐助來自於*旗下的公司。而當時，上海房地產界正流傳著“上海首富缺錢，房地產開發處於停滯階段”的傳言。*此舉被理解為：一方面是向政府展示自己的實力，另一方面也是主動示好。 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的“善事”剛做完沒幾天，就變成了階下囚。而與一些民企對CSR的生疏與冷漠相比，個別在華的跨國公司在遊戲過程中花招迭出——他們把活動大都做得很“漂亮”，跟企業的營銷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實際落實到弱勢群體的捐贈額卻很少。有時捐10萬元，卻會拿出100萬元的費用來宣傳，以達到1000萬元的效果。
CSR顯然是一種難度係數較高的遊戲，如果稍有不慎，便有“走火入魔”之險。主要有三個誤區：一曰道貌岸然。有些人，各種各樣的會議也開了，各種各樣的豪言壯語也說了，神清氣爽地回家倒頭一睡，就把自己攬下的社會責任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二曰不務正業。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弗裡德曼和哈耶克，就明確反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之說，認為在自由社會僅存在一項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在遵守遊戲規則的前提下使用其資源和從事旨在增加利潤的各種活動，而過多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有悖於自由的，並將被政府、社會所奴役。三曰竭澤而漁。有些企業家理想色彩過重，在窮人的眼淚中迷失了自己，傾囊相授的結果是讓自己也一貧如洗。吳士宏認為，對於自己來說，最需要扮演的角色是“社會企業家”，而非“公益家”。前者在進行企業社會投資，用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來投資、運營大規模的社會化資本，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和持續性；而後者只有投入沒有產出，這是任何資產規模龐大的企業都無法永遠支撐的。
而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最大的桎梏便是原罪問題。此“罪”不涮清，則企業家的任何高尚的慈善行為，都會被膚淺地理解為是在“贖罪”。原罪變成了懸在企業家頭上的利劍，大家成天惶恐不安，連自家性命都恐怕不保，哪有什麼真正的閒心去做公益事業？經濟學家趙曉提出一個觀點：應該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進行“大赦”。具體操作方法是：規定某一個特定的年限，在此之前的事既往不咎，但要做一定的甄別，除非有“重大惡極的罪行”需要堅持追查到底，其他“小毛病”不再追究。這樣，方可讓企業家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而柳傳志為這個“大赦”劃分了時間界線，即中國加入WTO前後，建議之前的全部既往不咎。
當然，此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在喪失了公平的基礎上，對窮人階層已經被剝奪掉的利益的公然漠視。在富人們眼裡，自己的施恩行為卻並沒有招來窮人們多少喝彩聲，善舉沒有得到善報；而在窮人們的心頭，這些貪官奸商們掠奪了社會的財富，惡行卻沒得到惡報。在“惡性社會”裡，因果不再迴圈，各個階層情緒對立並漸成死敵。但社會必須前行，“死扣”必須解開，所以不妨讓企業家階層先從原罪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從心理上釋壓、從制度上促進、從輿論上引導，讓他們安心生產，並有剩餘的勇氣、力氣和興趣多做回報社會的事情。 。。
第三章 首富們的私生活（25）
中國的第一大問題是人太多，第二大問題是窮人太多。這麼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這麼多的下崗職工，這麼多的農村剩餘勞力，所以企業家們不妨以消化這些剩餘勞力為自己首要的社會責任。
“在鉅富中死去是恥辱的。”美國“公益之父”安德魯？卡內基在臨死之前如此告誡富人們。其實這句話並不盡然，必須得加一個前提——在窮人們怨恨的目光中死去的富人們，才是可恥的；如果舉國皆是中產階級的歡歌笑語，那富人們逝去後定會榮光備至。
【財富觀察】
三個女強人，三種不同結局
2007年3月8日，三位特殊的女性，在三個特殊的地方，度過了她們滋味迥異的婦女節。
一位是張茵，東莞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3月8日這天，福布斯總部發布“2007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張茵以24億美元個人資產位列第390位，並再次成為中國內地首富。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
